枣木夹子

引

金韵梅是中国第一名留学海外的女性，已有不少关于她的研究，但目前找到的关于她的中文文献较少，国内的研究者由于获取国外资料困难，对于她的生平仍了解不多。虽然之前也有外国学者进行相关的研究，Matthew D. Roth于201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Magic Bean: The Quests That Brought Soy into American Farming, Diet and Culture》中运用了多方面的英文资料，是对这一问题的重大突破。在Matthew D. Roth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William Shurtleff编写了一本文献汇编，于2014年出版。国内学者似乎还未见有运用这些新资料的，本人只是一名业余爱好者，又另外搜集了一些资料，写成此文，希望能抛砖引玉。

麦先生

金韵梅的故事，还要从一名美国传教士说起。麦嘉缔¹，英文名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年1月13日生于美国费城。麦嘉缔的父母都是苏格兰移民后裔，家族中有不少人从事与宗教相关的工作，他的父亲便是一名牧师。他是家中第一个孩子，在他出生后不久，一家人就迁居到纽约。在他9岁时，他参加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的系列讲座，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己做实验、采集标本²。14岁时，麦嘉缔进入哥伦比亚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当时，14岁是比较常见的高等教育入学年龄。那时的哥伦比亚学院主要教授传统的拉丁语、希腊语以及一些数学知识。麦嘉缔很想学习更多的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知识，但他父亲直到他学满三年才同意他去其他学校学习，但限定他只能选择某种职业性的教育³。麦嘉缔选择了与自然科学关系较密切的医学专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当时美国的医学教育为三年制，每年只有秋冬一个学期授课，其他时间学生一般自己从事某种实践工作。麦嘉缔便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产煤区实习，同时又学到了一些地质学知识。1840年，他从医学院毕业。在家中浓厚宗教氛围的影响下，毕业后不久，当看到杂志上一则征召医疗传教士去夏威夷的消息，麦嘉缔便报名应征。虽然这次未能成行，但他给一些教会的负责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843年，当美国长老会决定向中国派遣一名医疗传教士时，便决定让麦嘉缔担当此任。

长老宗是发源自苏格兰的基督教新教宗派，苏格兰移民将它带到了美国。长老宗和另一宗派归正宗在教义方面接近，麦嘉缔的父亲在两个宗派的教会都工作过⁴。之所以专门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归正会将出现在本文后面的叙述中。美国长老会自《南京条约》签定后开始向中国派出传教士，麦嘉缔便是最早一批传教士中的一员，也是首名医疗传教士。1843年10月，麦嘉缔从美国纽约出发，自西向东，经过近五个月的航行，于1844年2月抵达香港。6月，作为首名被派往此地的传教士，麦嘉缔乘船到达宁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宁波一带被英军攻陷，直到麦嘉缔来到这里，舟山仍然为英军占领。在战后签定的《南京条约》中，宁波为开辟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正是在麦嘉缔达宁波的这个月，中国和美国开始磋商条约，次月签定的《望厦条约》为外国人在通商口岸传教提供了不少条件。麦嘉缔初到此地，语言不通，遇到了很多困难，直到12月，才安顿下来，并开办了诊所。1844年底至1845年初，陆续有数名传教士到来，他们正式组建了长老会宁波传教会。后来因为主持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而闻名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最早也是在长老会宁波传教会工作。

教会派出医疗传教士，一个基本的目的是要保障传教士群体的身体健康。同时，通过向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吸引他们来接触基督教。当时西方的解剖学已有了很大发展，能够通过手术治疗疾病，是西方来华医生相对中国传统医疗的最突出之处。可是，在早期，相关的关键技术还未出现，所以手术水平仍然不高。麦嘉缔在医学院读书时，麻醉技术还没有出现。他来到中国后，获取先进医学知识困难，他很晚才接触到麻醉方法。在那之前，一些情况下，他只能把手术病人绑起来。

除了医疗传教士的工作，麦嘉缔也是教会学校的负责人之一⁵。在传教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种宣传手段是书籍和小册子这样的印刷品。麦嘉缔颇有语言天赋，来宁波不久便能用中文交流和写作。据统计，他共著、译有三十余种中文著作，大部分是关于基督教的，也有少数历史、地理作品。除了本身长老会的工作之外，麦嘉缔还帮助在宁波传教的其他教会⁶。此外，早期美国很少派出专门的外交官到中国，对华外交多依赖在华生活的美国人，在宁波工作期间，麦嘉缔曾代理美国驻宁波领事。

兰显理（Henry Van Vleck Rankin）夫妇是和麦嘉缔一起在宁波工作的长老会传教士。1852年8月，兰显理夫人的妹妹，乔安娜·玛蒂尔达·奈特（Juana Matilda Knight），来到宁波，帮助姐姐做传教工作。次年2月1日，她和麦嘉缔结婚⁷。关于她结婚之前的情况，现在知道的很少，只知道她1826年8月23日⁸出生于缅因州⁹。

关于兰显理夫妇，也许还应该补充一点。1851年，兰显理夫妇在宁波生下了一个孩子亨利·威廉·兰金（Henry William Rankin）。可能是由于兰显理在1863年过早地去世，麦嘉缔夫妇对这个孩子更多了几分关心。在麦嘉缔去世后，亨利·兰金积极收集相关资料，编写纪念文章和书籍，大量关于麦嘉缔的资料由此而留存下来。

1856年底，麦嘉缔首次返回美国¹⁰。1858年，麦嘉缔回到宁波。1861年，麦嘉缔夫妇的健康状况都很不好，遂前往日本休养。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日本长住，令他们对日本有了初步的了解。

1862年，麦嘉缔夫妇回到宁波。此时，烟台（当时称芝罘）已于前一年开放为通商口岸，麦嘉缔夫妇又作为美国长老会的先锋，前往烟台传教。麦嘉缔同时还担任美国驻烟台领事。1865年，由于宁波有传教士病倒，麦嘉缔夫妇又回到宁波工作¹¹。

父亲

要介绍金韵梅与麦嘉缔的关系，还要回到麦嘉缔初到宁波时。1845年，麦嘉缔被请去离宁波城不远的一处乡村，医治一名受伤的人。由于那人的伤情严重，在接下来的数月中，麦嘉缔经常前去检查、治疗，便和伤者十岁的侄子（或外甥）熟识了。这个男孩名叫金麟友，他就是金韵梅的父亲¹²。那时，金麟友的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生活贫苦。长老会刚开办了一所男子寄宿学校，中文名为“崇信义塾”。麦嘉缔见这个孩子很机灵，便把他带回宁波，送进崇信义塾读书。就这样，金麟友成为了学校最早的学生之一。

当时，对外国人带来的新事物，民众一般都持着怀疑，甚至是恐惧的态度，学校只能依靠免费的食宿，吸引贫苦人家的孩子入学。学校还和孩子的家长签订契约，保证孩子能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而不会半途而废。崇信义塾的学生在学校学习四至八年，总人数在40人以内，按水平分为几个班。教师由传教士、聘请的儒生，以及学校自己培养的优秀毕业生担任。出于传教的要求，以及针对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缺点，学校引入了西方的教育，除了宗教课程，还加入了地理、数学、自然科学以及音乐、体育课程，传统的儒家经典只是作为语言学习的一部分¹³。除了崇信义塾，长老会还开办了女子寄宿学校。女校的课程较男校简单。虽然如此，女子教育本身就是对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的突破¹⁴。

虽然男女学生在不同的学校上学，只有在做礼拜或其他少数场合在一起，但据担任过女校校长的倪维思夫人（Helen Sanford Nevius）观察，一些学生已“坠入爱河”¹⁵。也许金麟友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的妻子便是一名女子寄宿学校的毕业生。现有的文献中找不到她的全名，只知道亲近的人叫她“阿霞”（音）¹⁶。两人的婚事，麦嘉缔夫妇可能也出了力¹⁷。除了寄宿学校，长老会还在宁波开办了一些走读学校。毕业后，金麟友就在走读学校中教书，阿霞则帮忙在妇女中传教。1854年，宁波传教会开办了培训班，培养教会的助手承担更重要的工作，首批学员有三名，金麟友就是其中之一¹⁸。1859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是个男孩，取名金佩亶。也是在这一年，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夫妇带金麟友一同前往杭州，尝试在那里建立传教站。当时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民众对外国人的敌视情绪尤为强烈，倪维思夫妇不得不离开，但金麟友留了下来，在那里开展传教工作，直到1861年太平天国的军队攻入杭州。

太平天国很快就占领了包括宁波在内的浙江大片地区。传教士的外国人身份使他们较为安全地度过了战乱，他们利用这身份努力保护教众，营救被掳走的教徒¹⁹。麦嘉缔还作为翻译，随美国外交官前往南京（太平平国改称天京），与太平天国政权接触。1862年后，在外国军队的帮助下，清军渐次夺回浙江各地，宁波是较早被清军收复的地区。这场战争给原本富庶的浙江带来巨大破坏，宁波府受到的破坏较小，人口损失也超过三分之一²⁰。

1863年，当余姚的战事平息之后，金麟友作为美国传教士的助手，前去恢复那里的传教站。1864年，他被授职为牧师，是长老会最早的中国牧师之一²¹。

1864年4月4日，金韵梅出生。

离开

宁波一带逐渐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金麟友成为牧师，又添了女儿，一家人的生活应该是充满希望的，可是巨大的不幸很快就降临到这个家庭。1866年6月下旬，阿霞和金麟友的母亲相继感染疫病去世。不久，金麟友也病倒了，很可能感染了同样的病。麦嘉缔前去探望时，病榻上的金麟友流着泪说：“没有见到你，我还不能死，因为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麦嘉缔将他接到宁波自己的家中照料²²，可是未能挽回他的生命，8月4日，金麟友去世，年仅三十一岁，只有七岁和两岁的两个孩子成了孤儿。

对于在宁波工作时间较长的传教士，金麟友和阿霞是他们看着长大、成为教会的工作者的，两人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离世，自然非常令他们难过、惋惜。金麟友是麦嘉缔带进崇信义塾的，两人感情更加深厚。麦嘉缔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收养了不少中国孩子²³。金家兄妹成为孤儿后，也被麦嘉缔夫妇收养。这些孩子中，金韵梅和麦嘉缔夫妇的关系远超过其他孩子，包括她的哥哥。虽然金韵梅对麦嘉缔夫妇的称呼是“麦先生”、“麦师母”²⁴，但她就如同他们的女儿。是麦嘉缔夫妇一开始就决定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抚养，还是后来逐渐形成了这样亲密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

金麟友去世后，他在余姚的工作由另一名崇信义塾毕业生鲍哲华接手。这些最早几年从崇信义塾毕业、成为长老会牧师的还有鲍哲才、郁忠恩²⁵等，他们由于后代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办，现在已得到一些研究。如果金麟友没有过早地去世，金韵梅之后的轨迹可能也就和他们的女儿类似，但由于麦嘉缔夫妇，她走上了中国其他女性可能想也未曾想过的道路。

1869年3月，麦嘉缔夫妇再次返回美国休假。自从麦嘉缔初到宁波，他便开办了诊所，中间虽然有间断，他已在中国做医疗服务二十几年了，不过他只有一间诊所，提升规格，建起一所医院，一直是他的理想。同时，麦嘉缔夫妇还收养了不少孩子，如果能有一所孤儿院，便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利用这一次回到美国的机会，麦嘉缔想在美国为医院和孤儿院募款。为此，麦嘉缔夫妇这次返回美国，带上了金氏兄妹这两个中国孩子，以更好地宣传他们在中国的事业。就这样，五岁的金韵梅和她十岁的哥哥来到了美国。哥哥大一点，已懂得不少事情，想多参观一些地方，金韵梅还小，麦嘉缔夫人总是把她带在身边²⁶。

麦嘉缔夫妇在美国筹到了足够的款项，1870年10月，他们回到宁波，办起了医院和孤儿院²⁷。1867年，长老会将崇信义塾迁至杭州，其他一些事业也计划迁往杭州。麦嘉缔反对过分削弱长老会在宁波的力量，由于这样的反对意见，一些设施保留了下来²⁸²⁹。这次麦嘉缔又自己筹款，开办医院和孤儿院，长老会其他传教士批评他自行其是，有不受教会的控制的倾向，从麦嘉缔刚回到宁波，他们便阻挠他的计划³⁰。

麦嘉缔的医院一直遭长老会其他传教士的反对，他利用医院培养一名中国医生的计划未成功，自己的视力又越来越差³¹，终于令他无法坚持。1872年2月，麦嘉缔关闭了医院和孤儿院，离开宁波，前往上海，结束了近三十年的长老会传教士工作³²。

东京

辞去传教士工作后，麦嘉缔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这时，在日本发生了马里亚老士（Maria Luz）号事件。秘鲁船只马里亚老士号运载两百余名华工前往秘鲁。在日本横滨停留时，一名华工逃出求救，令外界得知船上虐待行为。日本政府组织了特别法庭，以贩卖奴工违反人道，判定华工全部获释，通知中国政府派人接回华工。于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向日本派出使团³³。麦嘉缔被推荐作为翻译前往，他作为翻译，对中国官员了解此次事件，起了很大作用。事件妥善解决后，为表彰其功绩，中国政府授予麦嘉缔金功牌。

麦嘉缔此次前往日本，也是因为正好他的朋友盖多·赫尔曼·弗里多林·维尔贝克（Guido Herman Fridolin Verbeck）介绍他前去日本工作。1861至1862年间，麦嘉缔夫妇在日本居住时，结识了在长崎传教的归正会传教士盖多·维尔贝克。作为传教工作的一部分，盖多·维尔贝克在长崎开办了学校，在他的学生以及结交的友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了明治维新时的重要人物。在他们的推荐下，明治初期，他被日本政府聘为顾问，发挥了很大影响力³⁴。为推进对西方知识的学习，日本政府开办了开成学校，由盖多·维尔贝克主持学校的工作，聘请了许多西方人担任教师。盖多·维尔贝克了解到麦嘉缔的情况后，便推荐他到这里来任教。在马里亚老士号事件解决后，麦嘉缔便在开成学校任教，他教授博物学和拉丁语³⁵，也教授国际法方面的课程。1875年，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现御茶水女子大学）设立，麦嘉缔也参与了这所学校的工作。教育工作之外，植物学是麦嘉缔的一大兴趣，他和当时日本著名的植物学家伊藤圭介成为朋友³⁶，参与了伊藤圭介主持的小石川植物园的工作³⁷。

1877年，日本西南部发生叛乱，日本政府经费紧张。开成学校雇用的外国教师工资都很高，学校中似乎又出现了排斥外国人的情绪。日本政府将开成学校中的部分学科和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大学。开成学校的其他学科则被裁撤，许多外国教师被转至低级别的学校。麦嘉缔应该也不在被留用的外国人之列，好在他的合约就要到期，他索性辞职离开日本，又来到上海³⁸。虽然这一次的离开并不太愉快，但若干年之后，他还是由于在开成学校的贡献，获日本政府颁授旭日勋章。

麦嘉缔4月来到上海，正逢中国政府首次派出驻日大使，正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张斯桂曾在宁波任职，早就认识麦嘉缔，在他的推荐下，麦嘉缔又作为使团的翻译，前往日本，参与了中国驻日使馆的建立。

待到日本西南部的战事结束，这一年底，使团才前往日本。中国驻日使馆甫一建立，便面临一棘手外交问题。琉球本为一独立王国，同时向中国、日本纳贡。1875年起，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纳贡，企图将其变为日本的一个县。中国大使何如璋反复交涉，日方寸步不让，并于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麦嘉缔走访东京各处的旧书店，购买了他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琉球的资料，认真钻研。他提出了将琉球一分为二，分别归属中国、日本的方案，由在各国访问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向中、日两国提出，但最后未获各方接受。麦嘉缔还在报刊上撰写文章，驳斥日方的主张。

麦嘉缔到东京开成学校任教时，并没有带金韵梅的哥哥金佩亶一起，他可能跟着其他传教士到了中国北方³⁹。而麦嘉缔在中国驻日使馆工作时，至少有一段时间，金佩亶也是驻日使馆工作人员之一⁴⁰⁴¹。金韵梅则一直在麦嘉缔夫妇身边生活。

在东京生活时，麦嘉缔的朋友多是像他一样来东京工作的英美人士。金韵梅的伙伴可能大部分就是这些人的孩子。其中一人克拉拉·惠特尼（Clara A. N. Whitney）的日记保存了下来⁴²，其中记录了不少有趣的片断。例如，当时，在东京的西方人组织了“亚洲学会”，研讨东方知识。金韵梅等几个年龄相近的女孩也组织了一个“少女亚洲学会”，交流她们学到的知识⁴³。虽然她们经常一起活动，但金韵梅作为一个东方人，和其他人还是有相当的隔阂。克拉拉·惠特尼第一次见到金韵梅时，金韵梅说她将来想成为一名老师，这很令克拉拉·惠特尼吃惊，稍后她才意识到东方的女孩也会有和西方人类似的理想⁴⁴。麦嘉缔辞去开成学校的工作回国时，克拉拉·惠特尼去给他们送行。她吻了金韵梅，她说之前其他女孩没有这么做过，金韵梅也吃了一惊⁴⁵。不久之后，麦嘉缔又作为中国使馆翻译再次来到东京。这次麦嘉缔一家和惠特尼一家住得很近，克拉拉·惠特尼和金韵梅的关系更亲近了。金韵梅在东京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开成学校的一名日本教师⁴⁶向金韵梅求婚。她当时只有十三岁，这件事当然被拒绝了⁴⁷⁴⁸。

求学

1880年，麦嘉缔辞去在中国驻日使馆的工作，回到美国。大使何如璋赠送他“相助为理”四字条幅，现保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⁴⁹。当时任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后来也写了一首诗怀念这位故人⁵⁰。金韵梅的哥哥金佩亶没有和金韵梅一同到美国，他之后的情况知道的极少，只知道他于1920年代去世⁵¹。麦嘉缔夫妇这次回国，并不是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或其他什么原因，应该主要就是为了金韵梅的教育。

返回美国之后，麦嘉缔夫妇住在纽约，金韵梅进入了位于纽约州拉伊市的一所学校学习⁵²，麦嘉缔少年时期也在拉伊市上过学⁵³。麦嘉缔在附近一些地方做了一些零散的事，包括和中国驻美国大使讨论美国华工问题⁵⁴。美国当时已着手限制华工入境，本文后面会简单介绍美国的排华运动。1882年，麦嘉缔夫妇前往夏威夷，想在那里做传教工作，不过那里的情况不令他们满意，他们很快就回到了纽约⁵⁵。

在日本时，麦嘉缔已学习了一些日语，回到美国后，他继续学习⁵⁶。1883年，朝鲜首次派出使团访问美国，麦嘉缔和他们用中文做了交流⁵⁷，之后，他又开始学习朝鲜语⁵⁸，并且发表了和朝鲜语有关的论文⁵⁹。

1882年秋，金韵梅进入纽约妇幼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在对金韵梅的教育中，麦嘉缔将他自己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传给了她。不知金韵梅有没有想过将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不过以当时的社会环境，这对一名女性还是太难了。在实用的专业中，医学确实是和自然科学联系较多的学科，麦嘉缔当年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学习了医学。另一方面，麦嘉缔和金韵梅自己都希望她将来回到中国服务，做一名女医生帮助同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所以，金韵梅进入医学院也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事实上，中国几名早期女留学生都选择了医学专业。

纽约妇幼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由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创办，是美国最早的女子医学院之一。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1821年出生于英国，幼年时就随家人移民美国，1849年，她成为美国第一名获得医学学位的女性，之后她又到欧洲深造，回到美国后，她克服社会偏见，从一间小诊所开始，1857年创立了纽约妇幼医院，1868年开办了附属女子医学院，一生为女性权利奔走呼号。金韵梅进入这所医学院，应该已定下了志向，要成为中国的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后来，随着美国高等教育打破男女分别教育的藩篱，单独的女子院校多和普通院校合并，1899年，纽约妇幼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并入康奈尔大学医学院。

在纽约妇幼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就读期间，金韵梅和麦嘉缔夫妇居住在第二大街和第十四街路口的西北角的一幢房子里，离学校不远⁶⁰。他们的房间在三楼，面积不大，金韵梅住在小隔间里，好在有个窗户⁶¹。1883年，中国在纽约开设领事馆，麦嘉缔又在那里工作⁶²。

当时的美国的医学教育较麦嘉缔就读时已有不少进步，增加了春夏学期，将原先学生自己进行的实习，改为由学校安排的实验和实践课程，保证了学习的效果。但是，微生物感染此时还是较新的概念，无菌手术在欧洲仍未普及，美国的医学教育又落后于欧洲，所以金韵梅在学校时应该并未学习这方面的知识⁶³。

在金韵梅之前，已有中国人到美国留学。最早的几名和金韵梅类似，也是由传教士带到美国的。其中最出名的是容闳，在他的建议下，1872年起，中国政府派遣四批幼童到美国学习。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进入了大学学习。可这些都是男性，中国女子到国外大学学习，乃是前所未闻之事。在金韵梅进入大学之前一年，这项留学计划被终止，这些留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未能完成大学学业。与中国相比，日本官方派出留学生要早一点，而且其中有几名女孩，就在金韵梅进入大学的这年，山川舍松⁶⁴成为了首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日本女性。

当时，美国的华人很少，绝大部分生活在西部。自从华人来到那里，就有针对华人的歧视行为，严重的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部的排华情绪蔓延到了整个国家，美国政府开始制定针对华人的全国性政策。1880年，中国和美国修改了之前允许华人自由赴美的条约，美国可以限制华人移居美国。1881年，美国政府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的军事学校。这可能也是导致容闳的留学计划被终止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政府派出这些留学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增强中国的军事能力。正是在金韵梅进入大学的188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排华法案》，除少数情况外，禁止华人移居美国。

金韵梅在美国学习时，恐怕也少不了遇到歧视。她在学校学习非常努力，成绩名列前茅，她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最好证明⁶⁵。当时美国的医学水平落后于欧洲，为学习更为先进的技术，毕业前，金韵梅就掌握了法语⁶⁶，毕业后，她又开始学习德语⁶⁷。

到了第三学年，金韵梅开始写毕业论文，她选择的题目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科学。麦嘉缔对此肯定也做过一些研究，他指导金韵梅进行文献阅读，但尽量让她独立做研究。虽然她的研究颇有特色，但其他人恐怕会觉得这是她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研究⁶⁸。

1885年6月，纽约妇幼医院附属女子学院举行毕业典礼，这一届的毕业生共有17名，中国和日本驻纽约领事都出席了典礼⁶⁹，金韵梅获得了一等荣誉学位⁷⁰。金韵梅是首名毕业于国外大学的中国女性，中国驻美大使赠送了象牙雕刻，向她表示祝贺⁷¹。由于中国国内当时还没有现代高等教育，也可以说金韵梅是首名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

年轻时的金韵梅

在这之前一年，美以美会⁷²将十八岁的许金訇从福州带到美国接受教育。当时她还不会说英语，当她途经纽约时，麦嘉缔应美以美会中朋友的邀请，和她做了交流⁷³，或许金韵梅也和她见了面。1894年，许金訇从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毕业，这是第二名获得大学学位的中国女性，与金韵梅相隔了九年。两年之后，又有两名中国女性在美国获得医学学位。在那之后，甲午战败惊醒了中国人，开明人士开始提倡女子教育，接受教育、甚至到国外留学的女性才渐渐多了起来。

虽然麦嘉缔希望金韵梅作为医疗传教士回到中国，但她一直没和教会建立起联系，只好留在美国一面积累经验，一面等待机会。1885年夏，由于日本驻美国大使馆英语秘书因故离开，麦嘉缔被聘请暂代这一职位⁷⁴。于是，一家人搬到华盛顿。10月，金韵梅高一届的校友，伊丽莎白·瑟伯格（Elizabeth Thelberg）⁷⁵，在纽约育婴院弗农山分院任住院医师，邀请她前去工作，金韵梅便应邀前往⁷⁶。这家机构虽然名为“育婴院”，也收治妇女、儿童，承担着妇幼医院的工作。1886年3月到6月，金韵梅赴费城，参加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一个学期的进修课程⁷⁷。

完成进修课程，回到华盛顿后，金韵梅病了很长时间。她这次病得很重，有一段时间，麦嘉缔夫人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好几次照看她⁷⁸，这对于已经六十岁的麦嘉缔夫人也是很辛苦的事。

逐渐恢复后，金韵梅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做显微摄影的研究⁷⁹。从摄影技术诞生，便有人尝试用照片记录下显微镜得到的图像，但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干版摄影、油浸物镜、聚光器等技术的出现，才使得显微摄影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⁸⁰。作为一名医生，麦嘉缔当然会用到显微镜，而且他对用显微镜观测特别感兴趣⁸¹，较早尝试了显微摄影这项技术⁸²。在他的影响下，金韵梅开展了这项研究。经过一番探索，她得到了效果很好的相片，按麦嘉缔的评价，达到了当时最好的水平⁸³。金韵梅认为这项技术已很成熟，任何医生都可以掌握，并在日常工作中应用，她将操作步骤、需要注意的细节写成论文，发表《纽约医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还获选在母校的校友大会上宣读⁸⁴。

金韵梅论文中的显微摄影照片

厦门

金韵梅毕业后，麦嘉缔一直在为金韵梅和自己寻找在中国或日本的工作机会，可是到了1887年初，还未找到合适机会。麦嘉缔决定先前往日本，到了那里可能更容易发现机会⁸⁵。正在他们为出发做准备时，美国归正会计划派出第一名前往中国的女医疗传教士，目的地是厦门，这个机会就落在了金韵梅身上。可是，归正会还不能为她提供经费。虽然如此，金韵梅还是很珍惜这次机会，她为在厦门开办医院做了很详细的计划。可能是在麦嘉缔的帮助下，她自己筹集了经费⁸⁶，购买了仪器设备，并抓紧最后的时间，参与医疗实践，积累经验。麦嘉缔也非常高兴，十几年前，他就在宁波建起了医院，可是由于其他传教士的反对以及其他原因，最后未能维持下去，这次金韵梅终于可以实现他当年的愿望，他对金韵梅二十余年的培养终于到了结果的时候⁸⁷。

金韵梅幼年就离开中国，在海外十数载，毕业后又等了很久，才获得了返回祖国工作的机会。可是，一些迹象显示这次回国工作不会一帆风顺。那时，从美国东北部地区去中国，可以走南线，乘美国太平洋铁路至加利福尼亚州，从那里乘船横跨太平洋，也可以走北线，乘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从加拿大西海岸上船。当时，前面提到过的麦嘉缔夫妇的外甥亨利·兰金正在加利福尼亚，本来正好可以到他那里生活一段时间，毕竟下一次见面的机会又不知是何年了，可是当时美国排华情绪强烈，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为此，麦嘉缔夫妇和金韵梅只能走北线前往中国⁸⁸。

麦嘉缔一行，先从华盛顿到纽约，1887年6月离开纽约，约一个月后到达日本。和他们同船的还有一个日食观测团。1887年8月19日会发生一次日全食，美国本土无法观测到，而日本可以，于是一些美国学者前往日本观测，麦嘉缔和金韵梅也参与了这次观测活动⁸⁹。在日本度过夏天后，他们10月抵达厦门。当时厦门的外国人聚居在鼓浪屿岛上，他们也在那里租了一处房子安顿下来。金韵梅并没有立即开展医疗工作，而是先花时间学习当地的方言。麦嘉缔和当地的道台以及一名富商见了面，他们都对自己国家出了一名女医生很感兴趣，令麦嘉缔对金韵梅在这里的前景充满希望。麦嘉缔自己则打算先帮助金韵梅的事业步入正轨，再去日本寻找工作机会⁹⁰。

在厦门的归正会传教士中，有一名麦嘉缔的朋友汲澧澜（Leonard William Kip），麦嘉缔提前写了一封信给他，但是他似乎不在厦门。其他传教士并不太欢迎金韵梅，他们同样有着在美国本土蔓延的排华情绪，还有人根本不认同女性担任医生。金韵梅在美国已为医院做足了准备，所以尽管有反对的声音，她还是办起了医院。金韵梅要求病人支付挂号费，并且制定了一些规则，拒绝收治那些不愿意听从医嘱的人。她的这些措施与其他传教士的理念不合，他们不但不为医院提供任何帮助，反而针对医院。当地的环境可能也令他们不适应，麦嘉缔夫妇和金韵梅都发了疟疾，金韵梅的情况尤为严重⁹¹。种种不利条件下，仅一年之后，1888年秋，金韵梅辞去这份工作⁹²，和麦嘉缔夫妇一同到日本神户休养。

虽然金韵梅在厦门工作的时间很短，过程也不很愉快，十几年后，她还是很自豪地回忆起一次经历：

“福建（水师）提督⁹³是一个年老的旗人，非常喜欢他年轻的妻子。一天晚上，一个官差来找我，说提督的妻子病得很重，请我去救治她。我在病人那里住了几天，她的情况便好转了。然后，提督以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褒奖我。他用他的官轿——八个人抬的、装饰华美的轿子——送我回家。在我前面，十二名衣着光鲜的侍从组成壮观的队伍，敲锣打鼓，在我后面，一顶小一点的轿子载着我的助手。队伍穿过城中非常狭窄、非常繁忙的街道，你们可以想像我们的队伍会令厦门人产生怎样的感想——看到一名女子坐在提督大人的轿子里是之前闻所未闻的事。”⁹⁴

神户

1889年，在神户养病的金韵梅逐渐恢复后，那里的监理会传教士请她帮忙开展医疗传教工作。与此同时，长老会在日本的传教士邀请麦嘉缔前去长老会在东京所办明治学院任教。他虽然有些犹豫，还是接受了这邀请，时隔17年，麦嘉缔再次成为长老会传教士⁹⁵。

由于未获正式任命，金韵梅先随麦嘉缔夫妇到了东京⁹⁶。1889年10月，金韵梅正式成为监理会传教士。和归正会的情况不同，金韵梅在监理会可以获得和其他女传教士相同的待遇⁹⁷。12月，她抵达神户。曾长期在华工作的监理会传教士的蓝柏（James William Lambuth）夫妇当时在神户工作，由于蓝柏夫人休假，到第二年2月之前，她帮助监理会女子学校的工作⁹⁸。

1890年2月25日，金韵梅在现兵库区开办了妇幼诊所，很快又在自己的住宅开设医疗室。除了周日，她每天上午在诊所工作，下午在医疗室接诊。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她还前往神户附近一所日本人所开的诊所做顾问，又教授本地的接生妇女西方医学知识⁹⁹。第一个季度，她接诊了60名病人。她分析病人少的原因，认为诊所位置不佳，再加上她初来此地，人们还不了解。由于病人不多，她利用这些时间学习语言。虽然她之前已在日本生活过很长时间，可能她仍未精通日语，或者神户的方言和东京有所不同。她还请求监理会支持她开设一个护士培训班，并增设病床¹⁰⁰。

1891年，兵库诊所租用的房子租约到期，她将诊所迁至有马道和多闻通的路口。这里位置很好，有马道以通向北方的有马温泉而得名，多闻通是当时神户市内东西向的主要道路。诊所同时也是讲堂，她每周两个晚上开办讲座，来听讲的人很多¹⁰¹。金韵梅诊治的病人也稳步增加，每年有千余人次。不过，由于监理会经费有限，她扩大规模并开设护士培训班的计划一直没法实现¹⁰²。1894年，金韵梅结婚，辞去了监理会的工作。

在给监理会的报告中，金韵梅记录了一些病人的情况。由于这是教会的报告，她举出的例子，主要是说明一些社会问题。不过，这也反映出，在医疗传教工作中，除了医治疾病，传播先进的观念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虽然金韵梅在神户的医疗传教工作规模不大，时间也不长，数十年之后，在她去世时，日本基督教年鉴刊登了她的讣闻，纪念她作为先驱者的工作¹⁰³¹⁰⁴。

婚姻

培养金韵梅成为一名传教士，是麦嘉缔夫妇一直以来的愿望，但是，在大学学习时，金韵梅对此的想法和他们并不完全一致¹⁰⁵。金韵梅在神户代表监理会工作时，麦嘉缔说欣慰地看到金韵梅身上的基督教品质正在发展¹⁰⁶，但这也显示出金韵梅对传教的热情其实一直没达到他的期望。金韵梅在厦门的传教工作并不成功，现在在神户的工作又很难进一步发展，可能是考虑到这些，她选择了另外的道路。

1894年，金韵梅和伊波利图斯·拉索拉·阿马多尔·埃萨·达·席尔瓦（Hippolytus Laesola Amador Eça da Silva）在日本横滨结婚。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比金韵梅小七岁，出生在香港（也有资料说是澳门），母亲来自墨西哥，父亲的情况不太确定，可能是来自葡萄牙语地区¹⁰⁷¹⁰⁸。由于他出生的环境，他能说多种语言，此外，他还擅长演奏音乐。他在结婚前的情况，以及他和金韵梅是如何认识的，目前还不清楚。

结婚后不久，1895年，金韵梅和丈夫离开日本，前往夏威夷。金韵梅在那里帮助弗兰克·达蒙（Frank W. Damon）在华人中做传教工作¹⁰⁹。1882年，麦嘉缔夫妇到夏威夷时，他们便认识了弗兰克·达蒙，那时他已开始在夏威夷华人中做传教工作¹¹⁰。1884年，他被任命为夏威夷华人传教会的负责人，他担任此职直至去世。在做传教工作之前，他曾在当地的学校任教，学生中有不少华人，其中就有孙中山。

和金韵梅差不多时间，孙中山在投书李鸿章失败后，也来到了夏威夷。他决心以武力改变中国，在当地华人中成立了兴中会。弗兰克·达蒙是孙中山多年的朋友，对兴中会的活动也给予了很大支持¹¹¹。孙中山也是一名医生，年龄与金韵梅相近，两人在这段时间可能也有接触。

1895年，金韵梅在檀香山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亚历山大·阿马多尔·埃萨·达·席尔瓦（Alexander Amador Eça da Silva）。1896年，可能是由于金韵梅身体原因，一家人搬到旧金山¹¹²。因为她是中国人，又有在中国和日本做传教工作的经验，长老会请她做一系列讲座，介绍东方的情况，宣传教会的传教事业。这项工作非常忙碌，令她连照顾孩子的时间也没有¹¹³。之前她在厦门和神户的传教工作都不太成功，现在她能以演说的方式为传教事业出力，很令麦嘉缔夫妇欣慰¹¹⁴。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则在旧金山的海关做翻译¹¹⁵。当时的美国海关不仅管理物品，也管理人员，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便是在负责华人事务的部门工作¹¹⁶。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麦嘉缔夫妇

自从1889年麦嘉缔再次成为长老会传教士，他一直在日本东京工作，除了在明治学院任教，他还做了一些文字工作。1890年时，在一次实验室事故中，麦嘉缔的听力受损。身体的状况使他非常想再回到长期工作过的中国，见见曾经的同事、朋友，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成行¹¹⁷。1899年夏，79岁的麦嘉缔病倒了。这次的情况很不好，年底，麦嘉缔夫人带他返回了美国。由于麦嘉缔的身体情况已不允许他回到美国东北部，麦嘉缔夫妇就在旧金山的安顿下来，金韵梅和丈夫也来帮忙照顾¹¹⁸。虽然麦嘉缔病得很重，小亚历山大还是给麦嘉缔夫妇带来了不少欢乐¹¹⁹。在家人的照顾下，麦嘉缔的情况一度有所好转¹²⁰，但最终还是无法挽回地恶化了。1900年7月17日，麦嘉缔在旧金山去世。

麦嘉缔夫人也已经年迈，但她在麦嘉缔去世后，又再次前往日本。在那里工作数年后，才结束自己的传教生涯，回到美国，住在新泽西州的亲戚家中¹²¹。

按西方的习惯，金韵梅结婚后改从丈夫的姓。1902年初，她离开旧金山，又改回金姓。那时的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婚姻神圣，应尽力维护，法律只允许在出现遗弃、虐待、婚外情等过错的情况下离婚。此种情况下，金韵梅恐怕没有充分的理由提出离婚，但她以行动，从事实上结束了这场婚姻。两人之间的矛盾，按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的说法，是由于金韵梅认为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的思想跟不上时代，不能支持身为“新女性”的她¹²²——当时大多数人使用“新女性”一词是表示讽刺、挖苦，而金韵梅在晚年则回忆说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让她和孩子处在贫困中¹²³。

在当时的社会，类似金韵梅的做法是很罕见的，她做出这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一个离开丈夫的妻子，恐怕会招来不少非议，之后在介绍自己时，金韵梅一般不提及婚姻或是含混带过¹²⁴。此外，金韵梅虽长期在美国生活，并没有美国国籍，而她的丈夫1896年来到美国本土，1900年已经成为美国公民¹²⁵。离开美国丈夫，金韵梅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排华环境，仅手续上就会增加不少麻烦¹²⁶。

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在海关工作期间，在报纸上可以找到几则他参与处理华人移民事务的消息。此外，他似乎还是当地墨西哥裔移民群体的领袖之一¹²⁷。可能是由于工作中的过失¹²⁸，1904年3月，他被辞退¹²⁹。

在他被辞退前不久，2月，在妻子离开两年后，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以妻子抛弃家庭向法院起诉离婚¹³⁰。前面已经说到，当时只允许在有一定程度的过错的情况下离婚，而故意抛弃家庭一年以上就是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接受的离婚原因之一¹³¹。被起诉离婚应是金韵梅意料之中的，或者说，她一直在等待这场诉讼。她正在美国东部演说，并没有亲自回来处理此事。8月，法官做出中间判决，同意两人离婚，孩子的扶养权应该是判给了金韵梅¹³²。按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在离婚案件中，应先做出中间判决，一年之后，如果没有新的请求，中间判决便成为最终判决¹³³。就这样，到了1905年，金韵梅的婚姻在法律上结束了。在离婚官司进行的同时，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又得到了一份新工作，而这份工作使他成了旧金山当地报纸上的“热点人物”。

由于《排华法案》，中国人一般情况下已不能来美国工作。1904年，圣路易斯举办世界博览会。与展会相关的中国人不在禁止之列。参与中国展出工作的费城华商李台（音）从中国雇了一批工人，可能是考虑到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曾在海关处理华人事务，李台便雇他负责此事。这批工人到圣路易斯后不久，李台和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便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企图通过“结婚”将其中几名女性留在美国¹³⁴。当时，美国的华人移民中男性远多于女性，而华人合法地进入美国又极为困难，所以通过各种手段令中国女性能在美国定居的事情不断发生。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被发现同时与两名女性交往，订下了婚约。其中一人是他之前在海关华人部门的同事，阿格丽塔·伯尔班克（Agnita Burbank），帮助他了解部门的动向¹³⁵——这样的花边新闻似乎更能引起报纸的兴趣。由于这还只是一个未实施的计划，而几名与之相关的中国女性又早早地被遣送回国，调查人员未能提出有力证据，最后李台和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两人被无罪释放¹³⁶。不过，阿格丽塔·伯尔班克因为此事被辞退¹³⁷，而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也因为过早地将几名中国女性遣返而倍受指责¹³⁸。后来，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和阿格丽塔·伯尔班克结婚，育有两个女儿¹³⁹。

演说家

在旧金山时，金韵梅一直在为长老会的东方传教工作服务。1901年时，长老会的会议上仍可见到她的身影¹⁴⁰。1902年离开旧金山后，她又投身到新的事业中。从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的女权运动不断高涨，各地建立了许多妇女组织。1890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美国妇女联盟（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该组织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1902年5月，大会在洛杉矶举行。金韵梅在会上作了关于镶嵌玻璃的报告¹⁴¹。早在一年之前，美国妇女联盟中的艺术委员会开展了大规模的手工艺调查，这次大会上的一系列关于工艺品的报告就是调查得到的结果¹⁴²。这显示出，金韵梅可能在一年之前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参与到美国妇女联盟的工作中。

金韵梅本身是东方人，在中国和日本工作生活过，并且，在旧金山代表长老会工作期间，她已证明了她是出色的演讲者，所以一些妇女组织便邀请她举办和东方有关讲座。于是，金韵梅一面演讲，一面参与美国妇女联盟大会筹备。5月的大会结束之后，她前往中国，寻找工作机会¹⁴³，可能结果并不理想，她很快就回到了美国。可能是通过参加美国妇女联盟大会，金韵梅了解到美国有不少妇女组织对东方的知识感兴趣，于是她继续自己的演讲之旅，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美国西部来到东部。她会亲自烹饪，让人们品尝东方饮食，也会穿上各式服装，让人们领略东方女性的美。除了这些具体的事物，金韵梅可能更希望介绍东方的思想，比如中国儒家和日本的神道。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时，金韵梅认为西方有发达的物质文明，但还缺少优雅和精致，而东方文化正可以补充这些¹⁴⁴。

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向美国女性演讲，金韵梅当然会经常谈到中国的女性问题。她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妇女的状况做了一些辩解，她说中国的女人在家中有相当的地位，丈夫做决定时会参考妻子的意见；同时，她告诉人们中国的新变化，女性教育开始得到重视，她呼吁美国的女性到中国去，帮助教育那里女孩¹⁴⁵。

随金韵梅的小说刊出的照片

除了演说，这一期间，金韵梅还写了一些文学作品。1902年2月，旧金山的一份杂志刊出了金韵梅写的一则故事《The Pride of His House: A Story of Honolulu’s Chinatown》（家庭的荣耀：一则来自檀香山中国城的故事）。故事讲的是檀香山的一对华人夫妇，一直未能生育，便通过纳妾生下儿子，延续家族。在夫妻二人中，故事更多地描写了这名妻子，是她让丈夫下决心娶妾，她找到合适的人选，亲自和那个女孩的母亲谈好。通过讲述在中国传统中儿子对于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妾在家庭中的地位远低于妻，这名妻子的做法显得合情合理。能够进入家境更好的家庭，对这个成为妾的女孩也是不坏的选择。故事中有大量对这个家庭里兼具中西风格的布置的描写，应该就来源于金韵梅在檩香山时的见闻，而故事中出现的一名医生，可能有着金韵梅自己的影子¹⁴⁶。一篇报道中还提到她创作了一部名为《张寡妇》的戏剧，虽然内容没有保存下来，但显然也是反映中国女性的作品¹⁴⁷。

1904年10月，世界和平会（Universal Peace Congress）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会议，金韵梅是会议的十七名副主席之一。在一次短发言中，金韵梅以有“和平”义的汉字“安”来阐释中国人对“和平”的理解。她介绍说这个字由“房屋”和“女人”组成，表示“家庭”和“母亲”，而“和平”就来自于它们所代表的情感——“爱”。将这最崇高的情感，由亲及疏，扩展至全人类，便可实现世界和平。在关于种族关系和弱势民众受到的压迫的分会上，金韵梅作了主题演讲。她回顾了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作为，在感谢西方人带来了先进知识的同时，强烈谴责了西方国家的贪婪和野蛮。金韵梅指出，东方有自己的文化，并不劣于西方，而其中的集体主义和非物质主义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缺失，帮助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¹⁴⁸。

世界和平会结束后不久，金韵梅在纽约作了一场关于日俄战争的演说。她将俄国描述为不那么“黑”的一方，谴责了日本自甲午战争起的侵略行为。她指出了日本文化中的缺陷，而中国有悠久的、更为成熟的文化，仍是“亚洲的脊梁”¹⁴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和夫人玛丽安娜·韦伯正在美国访问，韦伯夫人也是这次演说的听众之一¹⁵⁰。

金韵梅在演讲中呼吁美国人帮助中国女性接受教育，自己应该也想亲身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在这一系列的演讲开始后不久，她就提到了她可能会返回中国¹⁵¹。她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她的孩子。自从金韵梅离开丈夫，她一直忙于各种事务，孩子则托付给他人照顾¹⁵²。1903年，八岁的亚历山大·埃萨·达·席尔瓦进入了位于纽约州曼里厄斯镇的圣约翰军事学校¹⁵³。学校的校长威廉·维尔贝克（William Verbeck）是盖多·维尔贝克的儿子，金韵梅少年时期在东京生活时便认识了他，他的妹妹爱玛·维尔贝克（Emma Verbeck）是那时金韵梅最亲密的伙伴之一¹⁵⁴。当孩子在那里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金韵梅便明确地说她将在不久后回到中国¹⁵⁵，虽然那时她应该还不能确定将在中国从事什么工作。1905年夏，金韵梅回到中国¹⁵⁶。

女医学堂

1905年夏回到中国的金韵梅，受到倪维思夫人的邀请，先到烟台居住了一段时间。虽然倪维思已去世，但倪维思夫人仍一直在中国做传教工作。在烟台，倪维思夫人和金韵梅接待了美国知名的“植物猎手”弗兰克·尼古拉斯·迈耶（Frank Nicholas Meyer）¹⁵⁷。麦嘉缔一直喜欢采集植物样本，金韵梅小时候便是他的助手¹⁵⁸，她也从麦嘉缔那里继承了这项爱好。而倪维思夫妇在烟台传教时，积极介绍先进的农业技术，他们引种的苹果，至今仍是全国知名的特产。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金韵梅在各地游历，亲身认识自己出生的国度。她特别喜欢成都，停留了较长时间，并受邀帮助改进当地的女子教育¹⁵⁹。

清朝末年，政府开始推动各项现代化进程。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对于推行“新政”颇为积极。1905年夏，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一所专门面向妇女儿童的医院，命名为“北洋女医局”。1906年初，西医出身的官员麦信坚针对中国传统的接生婆没有现代医学知识，危害产妇和孩子健康，建议袁世凯在天津开办北洋女医学堂¹⁶⁰。袁世凯了解到金韵梅在国内，便请她担任“北洋女医学堂总教习”，主持女医学堂的工作¹⁶¹。

1906年10月，金韵梅来到北京，一家当地报社采访了她，留下了目前已知关于她的最早的中文报道¹⁶²。报道中将金韵梅和另一位女留学生康爱德做类比。康爱德1896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较金韵梅晚了不少，但她毕业回国时正逢甲午战败，新思潮涌动，梁启超发表了《记江西康女士》一文，称颂新知识女性，倡言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其他一些报刊亦跟进报道她的事迹，令她的名字一时广为人知。

包括康爱德在内，其他几名早期女留学生已经多年在教会医院工作。金韵梅此番再次回国工作，比她们晚了不少，但金韵梅从政府得到的支持，远超过教会给予医疗传教士的支持。金韵梅的工资六倍于康爱德，获得的经费也数倍于康爱德的医院¹⁶³。

北洋女医学堂主要经费来自天津一带的盐税，受盐业部门的监管。女医学堂计划招收四十名学生，分为产科、看护两科，学制两年。1907年十月，举行了一场入学考试，录取学生十七名，但由于条件未齐备，学堂未能及时开学。1908年，由于天津于前一年在新址建立了新式育婴堂，遂决定将老育婴堂的房屋用于开办女医学堂。之前开办的北洋女医局由于种种原因，短时间内就不止一次地迁址，此次正好一并迁至老育婴堂处，方便女医学堂的学生利用女医局实习。改建工程完工后，阴历八月初一日又举行了一次入学考试，八月初十北洋女医学堂正式开学。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女子医学院校。

女医局迁到新址后，也归金韵梅统一管理。之前已在女医局工作的两名女医提出“划分权限”，而金韵梅则认为她们“粗通医理”、“于教授学生尚有未宜”，可见双方有一定的矛盾。女医学堂开办之初，只有金韵梅一人教授医学课程。为保障教学，并提高女医局水准，金韵梅聘请了一名曾多年在中国行医的英国女医任女医局正医士，并协助女医局教学。不久之后，之前提到的两名女医离开了女医局。

女医局每日上午接诊，如果病人无力负担，便免收药费，挂号费也因为考虑到贫苦病人而一度取消。女医局没有病房，如果有病人需要住院，女医学堂设有养病院，由学堂学生护理。1911年阴历前十个月中，女医局接诊病人一万六千余名，养病院收治病人一百八十余名。学堂不收取学费，而学生每月可领津贴。相应地，学生毕业后要按政府的安排工作数年¹⁶⁴。

1909年，祖籍广东新宁（现称台山）、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钟茂芳从伦敦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附设护理学校毕业，来到北洋女医学堂任看护教习¹⁶⁵。她将自己在盖伊医院护校学习时的教材翻译为中文，作为女医学堂教材，1913年出版成书，命名为《看护要义》，是中国出版较早的护理书籍¹⁶⁶。1914年，在中国的看护工作者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会议，除钟茂芳外，其他参会者都是来华工作的外国人。钟茂芳当选为副总干事，会议采纳了她的建议，将看护工作者的中文正式名称定为“护士”，而组织的名称也就定为“中华护士会”¹⁶⁷。

1914年中华护士会年会合影，钟茂芳是唯一的中国面孔

1910年底，北洋女医学堂毕业了第一批学生。和最早分为两科的计划不同，学堂只有一个“简易科”，毕业学生也只有十一名。这批学生毕业后，金韵梅访问了美国和英国，经欧洲大陆返回中国¹⁶⁸。她在那里学习最新的医疗技术和医院管理¹⁶⁹，甚至希望吸引一些西方女性和她一起回到中国，帮助中国的医疗事业¹⁷⁰。在介绍她在天津的工作时，金韵梅说，北洋女医学堂目前水平还不高，只能培养护士，而不是医生，但大量的护士比少数的医生更加符合中国当前的需要¹⁷¹；这样的教育对于中国女性还有更重大的意义，她们由此可获得一份职业，独立生活，不再依附于家庭¹⁷²。

1911年4月，反对鸦片贸易的英国来华传教士建立的“英东力除鸦片贸易会”（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在伦敦举行年会。金韵梅出席会议，发表了演说¹⁷³。5月8日，在之前初步协定的基础上，中英签订了《中英禁烟条件》，逐年减少英国从印度出口至中国的鸦片，到1917年完全禁绝。这不仅是中国禁烟运动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进步。

此行，金韵梅还发表了其他主题的演说，比如介绍中国女性的新风貌¹⁷⁴，以及日本的危险¹⁷⁵。金韵梅还带了北洋女医学堂的一名毕业生白秀兰到美国，帮助她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专业学习¹⁷⁶。后来，白秀兰毕业后，回国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¹⁷⁷。

即将回国工作的白秀兰

金韵梅此次访问，约有半年时间。回国后不久，任正医士的英国女医因病去世，金韵梅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财政紧张，虽然金韵梅反复请款，经费仍大量拖欠，女医学堂参与红十字活动，任务反而更重。风雨飘摇中，北洋女医学堂毕业了第二批学生，虽然只有五人。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后，对北洋女医学堂非常支持，虽然政府的经费依然紧张，还不时发生战事，但政府拔给女医学堂的经费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数目上¹⁷⁸。

金韵梅的儿子从圣约翰军事学校毕业时的照片

1912年，亚历山大·埃萨·达·席尔瓦从圣约翰军事学校毕业，在学校期间，他在运动方面表现很突出，尤其是网球打得很好¹⁷⁹。1912年底或1913年初，金韵梅再次来到美国，又大约停留了半年时间，做了一系列关于觉醒中的民国女性的演讲。当时，西方国家中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正如火如荼。金韵梅介绍说，中国女性的状况本就不像西方人一般认为的那样低，民国建立后，女性权利也在不断提高，虽然距离女性获得选举权还有很长的道路，而她反对英国女权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¹⁸⁰¹⁸¹。此行，她还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鸦片问题的文章¹⁸²。1913年5月，美国的法院同意了金韵梅将儿子的姓改从自己的请求，他的名字变为亚历山大·阿马多尔·金（Alexander Amador Kin）¹⁸³。现在还不清楚他有没有进入大学学习，只知道后来他在纽约市工作¹⁸⁴¹⁸⁵。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毕巴礼（Francis Weld Peabody）等人考察中国的医学状况。4月，考察团到访北洋女医学堂。根据考察团的报告，除了金韵梅，学堂那时还有一名王姓医生。学堂的学生不足三十人，入学要求不高，只要有基本读写能力即可。学堂有病床二十五张，门诊每日逾百人次，各项设施比较齐全，但对病人的检查显得有些随意，以考察团的标准，医疗水平还不是很高。金韵梅则向考察团表达了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的意向¹⁸⁶。

1915夏，金韵梅再次前往美国，此次她打算在美国待一年的时间，学习最新的技术，宣传自己在天津的事业¹⁸⁷。这次，她同样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相较于之前几次在美国的演讲，除了介绍中国，特别是女性的情况，这次的演讲中有更多的政治内容。当时，欧洲已经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趁此机会，加紧在中国攫取权益，提出了“二十一条”，在中国国内，自清末新政以来，各方面逐渐现代化，但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战争也不断发生，这些都是金韵梅演讲的主题。其中最紧迫的是唤起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¹⁸⁸¹⁸⁹。

金韵梅在美国期间，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袁世凯称帝遭到强烈反对，不得不取消，1916年6月，袁世凯病故。之后，北洋女医学堂和女医局的政府拨款被停，只能关门。天津当地士绅严修等人筹措资金，预备重开。在晚年回忆时，金韵梅简单地说，由于儿子希望她能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她结束了天津的工作¹⁹⁰。不过，长期支持她的袁世凯去世后，即便学堂等能重开，境况恐怕也无法与之前相比，再加上国内局势动荡，这些恐怕也是她会考虑的因素。这种情况下，严修等人请来之前在南昌开办教会医院的康爱德来天津主持工作，终于令女医学堂和女医局重开。

大豆

大豆很早就从中国传入美国，但一直种植得很少，主要是用作肥料和饲料，发现大豆可以用来榨油后，美国对大豆的需求有所上升，也开始从中国少量进口，但除了榨取的油，人们极少以其他的方式食用。早在1902至1905年在美国演讲期间，金韵梅就已向美国民众介绍了大豆食品在中国饮食中的地位¹⁹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食品问题变得愈发重要。1917年美国参战后，中国人长期以大豆替代肉类作为蛋白质来源的历史也越发引起美国人的兴趣。

植物一直是金韵梅的一大兴趣，在天津工作期间，她收集中国的植物样本和相关知识，介绍到美国¹⁹²，和一些美国学者以及美国农业部建立了联系¹⁹³。1917年，美国参战后不久，金韵梅被美国农业部聘用调研中国的大豆种植和豆制品的生产。她之前在烟台结识的弗兰克·迈耶也参与了这项工作¹⁹⁴。6月到9月，金韵梅在中国考察。出发之前，她通过报刊介绍了大豆的优势：价格低廉，又可以得到多种形式的食物¹⁹⁵。在中国，她不但了解大豆和豆制品的生产过程，还和当地政府和农户洽谈，将大豆出口至协约国，这也是中国作为参战国贡献的一份力量¹⁹⁶。在这项公务之外，她还帮助中国农户向美国专家学习先进的棉花种植技术¹⁹⁷。回到美国后，金韵梅在美国农业部位于纽约的实验室工作，制作各种大豆制成的食物，向来访者做介绍¹⁹⁸。

在美国农业部工作期间的金韵梅
墙上的四字条幅是1889年“琴斋钱德培”（时任驻日使馆参赞）赠“金先生大国手”¹⁹⁹

这一时期，金韵梅住在纽约第11街西56号²⁰⁰，养母、儿子可能都和她一起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亚历山大·金本身就是军事学校毕业生，过去的同学纷纷参军，在这样环境的影响下，他在美国宣战后很快便报名参军，加入了驻地位于纽约、新改编而成的107步兵团。1918年5月，107步兵团开赴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境一带的西线战场。在战争的环境中，金韵梅说，她的儿子在战场履行军人的职责，而她参与开发新的食品，也是在后方尽自己的一份力²⁰¹。不过，战争的残酷可能超过了她的想像。9月底，协约国军队计划从法国东北角圣康坦运河一带突破德军防线，29日，发动总攻。这是107步兵团第一次作为主力参加战斗，部队经验不足，面对敌军严密防御，甚至还有毒气，一天之内就伤亡过半。“亚历山大·金下士喊着‘来啊，我们上！’，冲向德寇的一个机枪手，倒地身亡。”²⁰²。10月21日，107步兵团离开西线战场，启程回国，伤亡达三分之二²⁰³。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亚历山大·金先被葬在战场附近的美国军人公墓中，后迁葬在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²⁰⁴²⁰⁵。在圣康坦运河战场和纽约市都建立了一些与107步兵团相关的纪念设施。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公园有一处纪念性的旗杆座，刻着来自附近街区的一战阵亡士兵的名字，其中就有“CORP. ALEXANDER AMADOR KIN”（亚历山大·阿马多尔·金下士）。

儿子的死，对金韵梅是巨大的打击，她在晚年回忆说：“他为什么而死？我们和那场该死的战争有什么关系？”²⁰⁶。她的关于大豆的工作仍在继续，但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农业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已大为下降²⁰⁷。1919年，她又到中国多地访问，这次主要是考察中国的女工状况，也收集大豆的资料²⁰⁸。她在中国期间，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回到美国后，她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中对山东问题的处理²⁰⁹。在演说中，她极力贬低日本，称中国才是更有前途的国家²¹⁰。她也发表了关于中国毒品问题的演讲，并且谴责了日本在其中起的作用²¹¹。

1920年，金韵梅回到中国。在此这前，她在美国农业部的工作应该已经结束。作为一个中国人，她对大豆的食用价值在美国做了初步的介绍，而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人对此的兴趣很快就消散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黑色风暴”对土壤造成极大破坏，而大豆的固氮能力使其获得广泛种植，另一方面，农产品处理的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商业巨擘，如亨利·福特的推动下，美国人对大豆制品的食用才逐步增加。现在，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豆生产国，但除了大豆油，其他豆制品在日常饮食中仍较少见²¹²。

晚年

1920年夏，金韵梅再次返回中国。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麦嘉缔夫人在美国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去世²¹³。之后，金韵梅便在北京定居。她没有再担任重要职务，但仍热心参与多项社会活动，具体的情况现在了解的很少，只能从一些来访者的记录中略知一二。1929到1931年，美国农业部又派出帕勒蒙·霍华德·多塞特（Palemon Howard Dorsett）和威廉·约瑟夫·摩斯（William Joseph Morse）来东亚考察农业植物，当他们来到北京时，金韵梅和他们做了交流²¹⁴。1931年，美国知名木偶表演者保罗·麦克法林（Paul McPharlin）托在北京研究中国艺术的马尔智（Benjamin March）购买中国皮影、了解相关知识，金韵梅为马尔智介绍戏班、翻译剧本²¹⁵。1932年，一名捷克青年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来到北京，他本来是受了商业家的资助，来中国了解经济情况的，却喜欢上了中国文学，后来成为了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北京期间，他租住在金韵梅的房子中，受到了她的很多关照。金韵梅向普实克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像她一生中的许多演讲一样，她表达了对东方文化艺术的极力赞美和对日本人盲目学习西方的批评。更令普实克印象深刻的是她蔑视一切革命者和时髦的学者，比如梁启超、孙中山和胡适，而对袁世凯非常赞赏和惋惜。当时，金韵梅参与了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的工作，并在其他一些委员会中任职，她还把中国小说翻译成英文²¹⁶。

保罗·麦克法林表演金韵梅翻译的皮影戏

1934年2月，金韵梅因为受凉而发烧、咳嗽，在家中休养几日，病情越来越重，被送进北京协和医学院，检查后确认是肺炎，情况已非常危急，治疗也未见起色。金韵梅的义女陆金秀兰也从上海赶来，可惜现在还不知道关于她的更多信息²¹⁷。3月4日，金韵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学院²¹⁸。3月17日，葬礼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燕京大学神学教授刘廷芳主持仪式，北京的不少知名人士，如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人，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出席了葬礼²¹⁹。按金韵梅的愿望，遗体葬在她位于海淀的农场里，而遗产中的很大一部分捐赠给了燕京大学。她对燕京大学和天津木斋学校的捐助，总价值超过两万元，教育部授与她捐资兴学一等奖状，这一奖状被刻在她墓碑的背面。现在，金韵梅的墓地已经不存，但墓碑仍保存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

金韵梅墓碑

补记

关于金韵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她的名字。除“金韵梅”外，文献中还常见“金雅妹”这个名字。在英文文献中，情况很简单，她的名字一般作“Yamei Kin”，有时也会用更像英美人名的形式“Y. May King”。麦嘉缔夫妇常称她“Yüôme”，这是根据宁波方言的拼写，转为官话发音也就是“Yamei”。如此看来，“金雅妹”这个名字才是正确的，不过中文文献中的情况却似乎与之相反。1887年，金女士赴厦门工作，途经日本时，中国驻日本大使徐承祖赠送了条幅，现有的关于此条幅的照片不是很清楚，但金女士的名字更像“韻梅”，不会是“雅妹”。关于女士最早的中文报道是1906年《顺天时报》上的《女医士金韵梅纪略》。长芦盐运档案中的有关北洋女医学堂的文献中，她的名字均作“金韵梅”。目前找到的几篇她在世时的报道和关于她去世的报道中，她的名字也均作“金韵梅”。“金雅妹”这个名字最早见于1934年《东方杂志》上的《甲午战前四位女留学生》。按这篇文章列出的参考文献，关于金女士的部分依据的是王吉民、伍连德所著《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国医史）。那时应是此书第一版，笔者未能查到，但在第二版中，金女士的名字作“金韵梅”。《寰球中国学生报》在1906、1907年分期刊出了金女士的英文文章《As We See Ourselves》，此文中金女士的名字作“金亚梅”，不知是她本人提供，还是编辑根据英文发音拟定。总之，虽从现在的网页搜索结果来看，“金雅妹”多于“金韵梅”，但仅就早期的中文文献而言，“金韵梅”这个名字出现得远为多。金女士既然在英文中被称为“Yamei Kin”，依理应有发音如此的中文名，但其本字如何，以及与“韵梅”这个名字有何关系，还需要更多资料，细加考究。

在近代人物中，存在不同的名字也不是个例。就以同为早期女留学生的康爱德为例，她还有一个名字“康成”，而且，与金女士不同，在同时期的文献中，这两个名字都可以看到。关于康女士的研究更为丰富，现在已有专著，但这两个名字的关系仍未能阐明。

另外，金韵梅的父亲和哥哥的名字在中文文献中也有不同说法，本文采用的是和英文文献中发音相一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