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思非（Carl Frederick Kupfer，1852-1925）曾长期主持同文书院及后来的南伟烈大学。他在1908年2月5日的《Der Christliche Apologete》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学校情况的文章。本人不避浅陋，将其译为中文，供感兴趣者一览。原文为德文，翻译时参考了阿瑟·克林顿·博格斯（Arthur Clinton Boggess，1874-1955）的英译。译文为节选，方括号中的注释为译者所加，原文中的几张配图，由于年代久远，不甚清晰，未放在译文中。非常感谢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卡罗尔·霍利格（Carol Holliger）提供原文和英译。
起始
这所学校真正开始于1884年。不过在那之前，我们教会在九江有一所非寄宿学校。为向当时任传教总会秘书的傅罗会督【Charles Henry Fowler，1837-1908】表示敬意，学校被命名为“华中傅罗大学”【原文中校名为英语而非德语】。当我们于1881年的最后一天抵达上海，我们在那遇到了鲍曼会督【Thomas Bowman，1817–1914】，他正在巡视我们教会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教。从他那我得到了我的工作安排。当我听到我被任命为“傅罗大学校长”，少有传教士会比初来乍到、毫无经验的我更加惶恐。亲切的会督很可能已注意到我的尴尬，他拍着我的肩膀安慰道：“并没有那么可怕，大学基本只存在于纸面上。”在宽阔的长江上航行三天后，我们抵达九江。我们相信在九江会见到大学的塔楼。在我们抵达后第二天结束时，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道，大学究竟在哪里？于是，我被领到一处教会建筑的底楼，见到八到十个男孩。他们坐在那，大嗓门念着中文课文。一名来自中国内地会的浸礼宗弟兄，在楼上自己居住的房间里，教几个广东人英语入门。每个学生有不同的书，也有各自的上课时间。这不能称为大学，甚至连正规的非寄宿学校也很难称得上。但我还没有经验，我让优秀的浸礼宗弟兄继续教了一年，自己开始学习语言。第二年，我决定不管怎样自己来教。我们将底楼的厨房清理干净，把墙刷白，制作长椅，布置成教室。然后，我们要求那些广东的少年每天早上九点和其他人一起参加祈祷。很快，在这间教室的后面，我们又布置了几间寝室，十二个十到十四岁的男孩住在里面。
但是，请考虑如下事实：我们居住在大约一英里外的城里，孩子们必然长时间、包括整个晚上都没有人监管。不过，这一点点规定就让那些广东人不高兴。一天早晨，我等到十点，等他们来后，再进行祈祷。他们很愤怒，表示他们不想学习“耶稣的事”（宗教）【原文里学生的话是洋泾浜英语，所以括号中加以解释】，只想学习英语。我向他们说明，我来中国不仅是教英语，更主要的是教宗教，如果他们不想参加这些课程，他们就不必再来了。将这十二个男孩组织成一所有秩序的学校的尝试失败了，结果就是，这所在美国被宣传为“蓬勃发展”的大学里一个学生也没有。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渐渐地，男孩一个接一个地来了，直到将近四十个。他们同意在学校学习较长年限，完成一整个课程。这样我们组建起一所正规的寄宿学校。此时，与我们的住处相邻的属于女布道会的宽敞校舍又正好空着。我们得到许可使用这栋校舍，1884年春将新组建的学校搬进去。学校的校名变为规格更低的“傅罗学院”，但学生数量却是之前的四倍。
第一栋新校舍
我们不确定学校能在这里多长时间。可以预计，女传教士们将会重新使用她们的这栋房子，开办一所女子学校。于是我们请求我们的德裔卫理宗朋友慷慨相助。之前，我们申请从教会的常规资金中获得建设一栋校舍的拨款，可是被拒绝。一些传教士认为，学校工作不应属于传教工作，只是耗费钱财，对于教会来说，成效很少，甚至没有。可是，我们热爱这项工作，并确信，如果我们认真负责地教育这些充满希望的孩子，就一定会产出可喜的成果。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向我们的朋友寻求帮助。我和妻子向一百位或更多的教士写信，请求他们帮助我们。《Apologete》【全名Der Christliche Apologete（基督教辩护者），德裔美国卫理宗的主要刊物，本文也是发表在此刊上】也刊登了我们请求帮助的文章。我们那时的教区主理赫斐秋博士【Virgil Chittenden Hart，1840-1904】对此很热心，有一次他从南昌给我们带来96个不同的神像。我们把这些神像清洗干净，写清楚它们的历史和向它们祈祷的目的，细心地包裹好，寄到美国出售。每位襄助学校十美元的捐赠者可获得一个神像。无疑不少家庭中还保留着这些神像。但是有位弟兄听闻此事时说——他可能仍怀着同样的想法——他无法理解，克里尔弟兄【Heinrich Krill】是如此优秀、虔诚的教士，现在他的女婿却从异教的中国向基督教的美国寄来神像卖！
一栋美丽、坚固的建筑通过这样的“神像贸易”拔地而起，1887年沃伦会督【Henry White Warren，1831–1912】主持了奉献礼。它长90英尺，宽40英尺，两侧有24英尺见方的附楼。下面是五间教室，一间办公室，还有附楼里的两间大教室。楼上，附楼里是同样的大教室，中间是长60英尺、宽40英尺的大堂。现在我们礼拜日的集会还在这间大堂举行。目前它是我们教会在九江最大的会堂。看到我们的呼吁取得的成果，教会也开始提供帮助。我们又建起一栋小房子，设计供60名学生住宿，可是通常住着100名，还有一栋更小的，用作食堂和厨房。
进一步的发展和阻碍
真正的天父保佑着这项的事业。1888年九月，新学年开始，在我们抵达中国六年半之后，我们有了九十名学生，五名中国教师用中文授课，一名英格兰人教英语，两名木雕师傅和一名木匠教一些学生手工。年长的木雕师傅是一名虔诚、热心的基督徒。他心中有许多爱，因为他获得了许多宽恕。他成为年龄较大的学生的领导者。他白天在工作中常和他们一起祈祷，晚上又出色地组织他们祈祷和学习。神的精神对他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在我的整个传教生涯中，没有在任何其他中国人身上见到。几年前他去世了，带着信仰的喜悦，可他的影响仍长存在我们之中。通过木雕师傅和木匠完成的工作，我们可以出售不少产品。订单从各地而来，收入虽低，但多少能弥补一些支持贫穷学生的开销。所有的来访者都会带走一些产品。现在的俄国沙皇，当时的太子，和希腊的乔治王子到访九江时，就购买了用野生茶树雕刻而成的手杖【尼古拉二世1890至1891年游历多国，乔治是他表亲，与他同行，他们到访九江是在1891年4月22日】。在短时间内，我们的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我们很幸运，而我们对未来有进一步的规划。
那时我们要克服的阻碍非常巨大。在条约口岸之外建房屋、买土地，今天依然很难，25年前则几乎是不可能。我们刚到时只有半英亩，现在我们有二十英亩。超过十处大小池塘被填平。中国人需要这些池塘来浇菜园。通过填平这些池塘，我们消灭了数以亿万计的导致伤寒和疟疾的微生物。当我们购买第一块土地时，乞丐头领来到边界上咒骂不已，又威胁正在拆除矮墙的工人。那里几乎要发生一场骚乱，好在事态平息了下去。后来，当这块土地上的校舍正在建设时，我们又想买下相邻的土地用作宿舍。可是老人们根本不想听到“卖地”两个字，甚至三、四倍的出价都一点不能打动他们。但随着新建筑一天天升高，影子投在他们的土地上，最后还耸立起一座小塔楼，他们土地上的福气一去不复返。这块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而现在那里坐落着我们的宿舍。
然后我们又需要兴建和学校相连的第二栋住宅。今天见到邻近的那栋上面有两个露台的房子的人很难想到，我们花了十一个月才签下原先是非常恼人的菜园的那块地。
还有一次类似的经历，发生在大约五年前。在我们后边，天主教会在北面有一所男子神学校，西北面有一所大的女子学校和孤儿院。不过在我们东南面和南面有约十英亩土地，对着我们的前门，在我们和城墙之间。天主教会渴望地盯着这块土地，但我们也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取得这块地，希望不远的将来在上面修建更大的校舍。我们也不能接受天主教会在各个方向将我们包围，因为他们会变成危险的邻居。一天，我听说他们真正在着手此事。我让土地的所有者来谈，可他们开价实在太高。这事就这样拖了几个月，直到一天晚上快十点时，我刚走进我的卧室，我的厨师来敲门，他说：“先生，我刚听说，天主教的人想在明天九点召集土地的所有者，签定合约。可我想，你也想要那块地。”“是的，是的，”我说，“快把我的文书、土地的所有者还有中间人叫来，把他们叫到我在学校的办公室。”很快他们都到了，我们讲价、争论、喝茶、相互恭维，直到凌晨四点，终于签定合约。这块地属于我们了，不过相比他们先前的报价，我要多付100美元。之后我又睡了几个小时，心里很高兴，没有不安，尽管我并没有完全遵守我们教会在纽约制定的那些规定。我多年的愿望实现了。现在一栋新建筑坐落在这块新购得的土地的东部，朋友们，它每个星期升高一点。它将会有四层楼。
在最初的几年，还有其他形式的阻碍。用金钱可以买地、建房，这样的方法却无法获得信基督教的老师，因为根本没有。在所有的教会学校你都会不情愿地看到不信教的老师被聘用，最简单的算术和地理课程——那怕是用中文——都需要传教士自己来教。此外，学生和老师用书也非常少。今天，情况已完全不同：哪里有教会学校需要聘用不信教的老师？同时在神学和科学的许多科目，有最好教科书被翻译为中文，或有专家撰写的中文书。我们所有这些科目的老师都是我们的毕业生。正如已经提到的，以前，投身青少年教育的传教士极少得到同僚的认同，可是今天，很难找到一位传教士不认为教会学校是必要和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