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读孙中山最后北上的历史，看不明白医生究竟在做什么，虽然已有不少专研医疗过程的著作，仍不令人满意，就尝试自行查找材料解惑。本人不懂医学，全赖近来大发展的大语言模型提供相关知识，又帮助理解多语材料。最后仍没有完全理顺，只得一些琐碎的笔记，放在网上，或有人感兴趣。
先建立基本时间线，方便理解后面的时间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抵津时即感右腹痛。五日请德医，六日又请日医。初见好转，后又反复，二十五日从北京另请日医。三十一日进京，二五年一月起多国医生会诊。二十一日恶化，二十六日手术，确定为癌症。之后尝试放射和中药治疗无效。三月十二日去世，次日尸检。
- 北京协和医院的尸检报告可见于论文《What did Sun Yat-sen really die of? A re-assessment of his illness and the cause of his death》。报告中有明显错误，两度出现“No fever or jaundice”，但记下的体温却是38度，黄疸的记录也不合于其他资料。当时的北京协和医院，也不是十分严谨。
-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0页：“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一位俄国肝病专家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其实大概是德国共产党人理查德·施明克（Richard Schmincke）。他曾跟随病原微生物研究奠基者罗伯特·科赫做相关研究，但他似乎并不是肝病专家。根据前民主德国驻华外交官约阿希姆·克吕格尔（Joachim Krüger）退休后所写《德国共产党与中国（1921-1927）》（Die KPD und China (1921-1927)），施明克并非为孙中山治病而来，而是已来中国考察，后面还将前往日本，经苏联使馆介绍参与诊疗，日期是一月二日，则参与诊疗比前述稍早两日。由天津陪同进京的德医石密德（Walther Schmidt-Rose）一月二日之交接声明（Hong Kong Daily Press）中讲到与北京医生共同会议，也写到施明克，按其拼写为“Dr. Schminke (a political friend of Dr. Sun)”，可印证。孙中山葬事筹备处所编《哀思录》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记初到北京，七医生会议，“德四美三”，与石密德声明中所述应为同一件事，另两名德国人是北京德国医院的狄博尔（Edmund Dipper）、克礼（Paul Krieg），有的地方把他们误归入协和医院。可“美三”并不正确，三人均来自协和，有两名美国人，还有一人是刘瑞恒。
- 中文资料中写为佛特或福尔特的俄国医生，应是苏联使馆医生叶夫根尼·福尔图纳托夫（Евгений Фортунатов）。他更重要的身份是苏联情报机关负责人。孙中山去世不久就是“五卅”，发生一系列抗议活动。英国认为其中有苏联人员煽动，在上海租界逮捕苏联石油辛迪加代表季诺维·多瑟尔（Зиновий Доссер，当时中文报道多译为“陶适”），又指控福尔图纳托夫试图行贿帮他掩盖。此案引起中、英、苏三方外交纠纷。福尔图纳托夫交保后逃走，多瑟尔被逐出租界。苏联“肃反”中两人被杀。前述德医施明克大致同一时期在纳粹迫害下自杀。
- 辽宁省档案馆编译《满铁“探视”孙中山病情史料一组》中，满铁大连医院副院长户谷银三郎在手术前后探望了孙中山，他的报告中提到的两种药物，期刊印出的拉丁字母与片假名不合，且都不能对应上正确的药名，这两种药物应是乙酰胂胺（Stovarsol，ストバルゾール）和喹碘方（Yatren，ヤトレン），与文中写的吐根碱相配合，治疗阿米巴感染。
- 日医小菅勇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日资报纸《顺天时报》发表病况详情：“肝脏硬固而肿大，其上界达于乳线上第六肋骨之上缘，下界位于乳线上季肋弓下三指横经，其表面凹凸不正，边缘为钝圆，有呈结节状之部分，与表皮虽未愈着，与深部则愈着，呼吸运动时不动摇，且左上叶部深感压痛。”在一个月后开腹检查之前，未有描述如此之详者。户谷银三郎后来的报告中说：“由于日本医生将孙文先生的病情公布于报端，致使德国医生和孙氏家属对日本医生不甚和睦，令敝人深感遗憾。”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中国办的东方通讯社在一月初就发消息称孙中山有癌症之疑，在手术第二天又发消息称孙中山已去世，国民党正严守此秘密。已有研究关注日本人在媒体上的动作。
- 以德国医生为主的团队，早期多发表乐观言论，明言：“无癌肿之虑。”这似乎是明显误判，此处提供另一种解释供参考：这恐怕是当时医界通行的“希望即药物”的保护性策略——即使在今天，隐瞒癌症也不是不可理解之事——所以德国医生和孙中山家属对日本医生产生意见，何况还要考虑孙中山北上本身的乐观政治意义。尝试以当时医学认识来看报道所载医疗措施，面对此种肝区肿块，在梅毒检验为阴性、针对阿米巴的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后，癌症大概已是最大可能。现在的读者读到后面开腹所见为肝癌晚期，或许以为倘是早期，尚有治愈可能，其实这并非当时医疗所能及。二四年最后一天进京，或许已是“尽人事”，做医疗及政治的最后尝试。北京会诊之始，协和医生就提议开刀，但被孙中山本人拒绝。这里的假说并不需要医生对癌症的诊断有清楚的认识，而后加以隐瞒，也可以是他们有意无视“房间里的大象”。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对德国断交并宣战。孙中山在天津的医生石密德，断交时似乎因具影响力的人提请其医术可用，才免于被遣返。在北京主导医疗的克礼战时回国参战。他之前在上海行医时参与创办的同济医学堂在断交后转归中国人所有。他此时就职的北京德国医院，在断交时转为中立国荷兰所属才得以保全。一九二一年中德复交，废止不平等条约，德国已不像其他强国在华享有治外法权，德侨也就更容易出现在与中国人的法律纠纷中。石密德就有医疗过失致死案在身，天津《大公报》直称“德国庸医”、“玩忽业务”。他上诉至最高法院获发回重审，为孙中山治疗时大概仍在审理中，最终的结果是罚金加上民事赔偿。德国医生有技能却无特权，可能反而显得可靠。废止不平等条约正是孙中山北上的主要政治主张。《哀思录》中称克礼是由参加会诊的医生推举为主任，石密德的声明为亲身参与者当时所写，其中明确克礼是孙中山指定。当然此附加因素仅为推测，本身克礼为诸医中来华最早，声望亦隆。后来长期担任卫生署署长的金宝善这一时期刚毕业在北京工作，他回忆称，有钱人在父母患病时，如离世前没请过德医狄博尔、克礼，好像就没有尽孝。
- 北京协和医院的手术，最终确认病症为癌症，而非感染。不过国民党随行人所著文献中却写到一名俄国医生仍将感染作为癌症远期原因，详细解释其机理——不知此处是否也有将德国共产党人误认为俄国人之可能。将微生物作为癌症主要原因在当时大概是颇受支持的理论，孙中山去世的下一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就颁给了发现寄生虫致癌的科学家，当然这现在被认为是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这或许也可解释为何持续使用针对阿米巴感染的药物。这一说法可能也是在解释部分医生，如汤尔和、周君常（均曾留学德国），根据当时主流观点提出的疑问，他们认为肝癌原发的少，多是由胃癌转移而来，为何剖腹未发现胃癌。协和医院的尸检报告中判定为胆囊腺癌广泛转移。
- 到二月底，放射和中药均不见效，孙中山病况日益严重。又有曾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说日本新发明一种“驱癌液”，名为“卡尔门”，“为沃度与海莴苣配合而成”。孙中山身边的人在无望中决定一试，请他来京，三月五日至十日用此药注射，并不见效。“沃度”是当时日语中对碘的称法，“海莴苣”则是一种海藻。通过搜索可知，当时日本有医生极度推崇使用碘制剂的“沃度疗法”，可治疗许多疾病，甚至包括癌症。将碘与海藻结合，形成一种胶体，也是那时出现的一种新工艺。尚未查到发音接近“卡尔门”的药名，但最后阶段在孙中山身上试用的，可能就是此种药物。
- 本人曾研究首名女留学生金韵梅，考证出她可能在孙中山刚投身政治时就与他相识。金韵梅的言论中可见对孙中山的批评，她和袁世凯关系非浅。孙中山临终前一度住在因政治上失势而离开的顾维钧的公馆，金韵梅曾与顾维钧同时在美国发表支持袁世凯政府的言论。金韵梅和孙中山两人都学医，都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并在那里举行葬礼（孙中山的基督教葬礼可能是葬仪中对外宣传最少的一个）。本人常把两人联想。普实克在《中国：我的姐妹》中记金韵梅的临终：“我却宁愿她去德国医院，因为我经常听到对那个基金会的尖锐批评，但我没敢反对。……床边站着个年轻的中国医生和护士小姐，他们在谈着什么，微笑着。”更推荐德国医院，倒批评协和。又有斯文·赫定类似地评价两者：“我永远不会忘记狄博尔医生，作为医生他比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所有人都伟大得多。”（Herrn Dr Dipper werde ich nie vergessen können. Als Arzt war er viel grösser als alle die der P.U.M.C.）当然两人均可说是德语文化圈中人。如果有更多史料，将德、美医生在治疗孙中山中的表现相对照，不知是否又有精彩之处。至少可以看到的是，虽然医生中德国人为主导，硬件上则全赖美国人建造的医院。金韵梅活得比孙中山长，可孙中山去世三年后，国民党进入北京城，金韵梅去世三年后，却是日本人进入北京城。他们那一代人的艰辛，真是可叹之至。
第6条似乎对医生有过多“善意”，或许他们确实只是“德国庸医”，不过此条如不成立，也不影响其他。其实，孙中山之北上，本身就是以“希望即药物”，治疗中国之疾。医生面对肝脏之硬结，与孙中山面对政治之硬结，恰成互文。从古至今，一直有人将身体与国家相映照，引出种种思绪，从比喻联想，到理论分析。孙中山本人学医而成政治领袖，而他临终时的身体就是政治，正为此种映照的一个极佳注脚。此处只是以“善意”去理解，医生做出了“善意”的医疗决定，正如选择他们的孙中山做出了“善意”的政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