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红十字会的创办

2026.10.29

中国的红十字运动,启蒙于甲午战争,在华西方医生组织红十字活动,日本红十字会大量人员来到战场,中国人由此了解到红十字运动。中国红十字会发轫于日俄战争,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江西地区也为此会捐款,又由江西知名诗人陈三立的一首赠诗,可知受赠人杨叔玫被江西巡抚派入红十字会,以观战局。江西地区创办红十字会则在辛亥革命时,九江和南昌大致同时成立红十字会,1911年11月12日联合在上海的《申报》上发募捐公告。虽然对九江红十字会的创办已有一些研究,似乎仍不完善,本文尝试略加补充。

目前找到的当时报道中,上海的《神州日报》对九江红十字会创办记述较详(《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的转录有个别文字错误),1911年12月8日《九江归客谈》中有:

自鄂军起义以来,各地皆有红十字会之设。九江前由留东四明白君坚、江西蔡女士蕙、湖南张女士俊来浔谒见马都督,陈述该会办法,经马都督极力赞成,并允担任开办经费。后又联请石美玉女士(按女士留学美国多年,医科大学毕业生)为看护医长,于日前邀集各界,共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数百人,公推白君坚为男界正会长,兼任干事员,蔡女士蕙为女界正会长,张女士俊为庶务员,其余担任义务会员者颇多。至常年经费,则由各会员筹募云。

这里马都督为马毓宝。10月23日九江响应武昌起义,原清军长官马毓宝被推举为九江军政府都督,稍后又被推举为江西军政府都督。九江红十字会的创办得到了本地最高军政长官的大力支持。

来谒见都督、倡办红十字会的三人,后两人的籍贯用省名,第一人却用宁波的别称“四明”,并不一致,“四明”可能是“四川”之误。有一名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四川西充人白坚,字坚甫,如果前面报道中的描述为“留东四川”,正与他的情况相符。白坚与一些古籍流通至日本有关,特别是九江人李盛铎所藏敦煌残卷,因而得到学界研究。《郑孝胥日记》中多次出现白坚,他与郑孝胥最早相识大概是因为抵制日本在东北的铁路扩张和立宪运动,郑孝胥在这两件事上均可谓领袖人物。郑孝胥与白坚在古籍字画方面当然也有不少交流。

蔡蕙是来自江西宜丰的知名女革命者,她的回忆文章对九江红十字会创办花了不少笔墨。据《郑孝胥日记》,白坚此时大概已入同盟会,不过他清朝末年是立宪派,民国初年是与国民党对立的进步党的党员,对武力革命的态度恐怕与蔡蕙不一致。蔡蕙在文章中将白坚描述为对立者,具体情况留待后文讨论。

对于湖南张俊则尚未找到任何信息,辛亥革命时有不少湖南女性活跃,她可能也是其中一员。

《神州日报》12月11日又有《九江红十字会之进行》:

九江红十字分会,虽由白坚、蔡蕙之提倡,而成之者,实江楚鸣也。江系安徽婺源人,以红十字会有益于行军,出而任事,勤劳不倦,会众推举为理事长。江乃慨捐千余金,合之驻浔军政府之三千金,并九江绅商之慨助者,初十以前已集得八千余金。江君物望素优,人尤信之,故入会捐款者尚踵相接也。

又得石美玉女医士慨任医务及教练看护妇,康医生将自南昌来浔,金医生已自安庆来浔,共助红十字会之进行。所有药品器械,江君亲自来沪采购。闻不日返浔,即整队出发,往武汉实地救护,以与上海红十字会联成一体云。

则相较于提倡者,实际令红十字会成功运作、被推举为会长的是婺源人江楚鸣。江楚鸣名为江家珩,字楚鸣,又字友白。记载中可见各种称呼,后文统一以江家珩称之。他父亲江峰青是进士出身,辛亥革命前为江西候补道员。婺源属古徽州地区,以徽商著称。江家也经商,在九江有商店,从江家珩一次捐出重金来看,财力相当雄厚。报道中强调,江家珩的声望增强了众人对红十字会这一新事物的信心,不过他此时只有二十几岁,他的声望恐怕不单是基于其本人,更是依托于家族和更大的徽商网络。江家珩战事平息后随白坚到上海拜会郑孝胥,了解郑孝胥创办的日辉织呢厂,江家珩考虑入股参与接办工厂。这更证实了对白坚身份的推测。

报道提到的医生,除了知名的早期女医石美玉和康爱德,还有一名来自安庆的金医生,情况不详。当时安庆没有开办红十字会,如果要投身红十字工作,九江是较近的地点。1996年《怀宁县志》录有一度担任九江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宋瑞卿的小传。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圣公会办的安庆同仁医院学习西医。同样来自安庆、从事红十字工作,这名金医生,或许经历类似。如果他确实像这样并非毕业于正规医学院,一般较难留下记录。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6年8月出版的第14期有《九江分会十七年纪略》,其中记九江红十字会的初创:

溯自辛亥秋武昌起义,九江继之。本会乘时而起,由江君友白、徐君公度、詹君若棠、童君迪菴、李君良卿、余君讱安、马君晓初、俞君镜芙、辜君竹平、胡君明瑞等发起组织救护队,公推江君友白为会长,出发武汉,设临时事务所于汉口皓街,推设野战病院于京汉铁路之祁家湾。共和告成,全体返浔,经营医院。事属创设,煞费心力。

记略的作者就是文中参与发起红十字会的詹鸣球,字若棠,与江家珩同为婺源人。他十七年间一直参与会务,后面出任副会长。婺源人詹鸣铎有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主人公有弟名詹鸣球,詹家与江家关系深厚,江家珩与主人公同时中秀才。此书虽是小说体裁,研究者一般认为内容多为事实。婺源当地仍存有江家与詹家的旧宅。

记略是在国民党北伐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九江红十字会改选时对自身历程的回顾,不知为何1936年才见于红十字会刊物。同期还刊登了九江不少地方组织赠予刊物的题辞,如果说这是为了纪念九江分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可又没在记述中加入后面几年的历程。前引部分中列出了不少最初的发起者,相较于前面两则当时记录,亦需注意其中或杂有后见。

这里所列发起人,不知是依何排序。列于会长之后的徐世法,字公度,是起义的江西沿江炮台总台官。上海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之前在两江总督编练自强军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编集的任职期间公文中可见当时还是随营学生的徐世法。不知这层关联与徐世法参与发起红十字会是否相关。

12月11日,《民立报》刊出江家珩和白坚的来函。马毓宝几日前拘押徐世法,称他暗通清政府,打算在马毓宝前往南昌就任江西都督后夺取九江。来函断言徐世法绝无反心,只是徐世法的部属庞大,开支过高,使得军政府财政越发困难,此事之前已见《民立报》。来函为其缓颊,称这也是激励士气,考虑其功绩,免职即可,如果处罚过重,恐引起同室操戈,希望通过报纸让其他省的都督介入调解。《民立报》27日报道,军政府考虑各界求情,将徐世法免职处理。12月初,武汉地区停战,清军退出南京,九江面临的军事压力已大减,此时叛向清政府似乎难以理解,倒像是外部压力刚一弱化,九江军政府内部矛盾就显露出来。

历史著作对九江起义过程的记述一般按李烈钧等人的回忆。李烈钧回忆称,他查出一奸细,交由军法判处死刑,徐世法将此人两名家属纳为妾。李烈钧提出按军法处置徐世法。徐世法遂请求认识的湖北都督黎元洪将他调走,得以脱身。炮台总台官换人后,李烈钧又主持阻击清政府几艘军舰并引导其倒戈。按《民立报》来函的时间,阻击军舰时,徐世法仍在九江任职,并且来函明确将阻击军舰的功劳归于徐世法,而徐世法被拘押时,李烈钧已前往安徽。大概李烈钧在叙述时将徐世法被拘押一事提前,既凸显自己在九江起义中的作用,又在分功时将被免职之人抹去。最后取得政权的国民党人的声音,在历史著作中压倒了其他人。辛亥革命长年是历史研究的热点,而九江是武昌起义后第一批响应的地区,可对起义过程的了解仍有此等明显缺陷,这真是极为令人遗憾。

江家珩和白坚向报纸去函,在徐世法有难时伸出援手,而徐世法也列名九江红十字会发起人,或许两人与他的关系较接近。又或者两人是为市面太平计,不希望军人内斗。江家珩和白坚民国初年同为进步党员,他们的政治立场应是接近的。则红十字会主要发起人的立场或是较为中立的,这与组织本身的性质亦相合,并不那么“革命”。大力支持红十字会的马毓宝,他的江西都督之位不久也被李烈钧取代。则起义之初的九江态势,并不像后来的国民党人讲述的,尽为他们凭理念先进主导。对红十字会一类社会组织的研究,或可矫国民党人记述的偏颇,越出其视角所限,更多角度地了解鼎革之际的人情世态。

记略所列其余人中只查到李良卿、马晓初、辜竹平、胡明瑞,他们是在九江的商人。与前面的报道结合,可知医疗人员之外,九江红十字会的创办离不开商人,除开资金的捐助,他们的社会组织能力恐怕亦不可或缺。对照中国最早的上海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从日俄战争到辛亥革命,以沈敦和为首的商人群体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据对九江商会的研究,徽商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支。虽然目前只了解到列出人物中的部分,但其中徽商有江家珩、詹鸣球、胡明瑞,占很大比例。

一系列对相关人物的探讨枝蔓甚多,或有助于理解背景环境,具体的红十字行动则是辛亥战时救护。九江红十字会的发起,当在10月23日九江起义至11月12日《申报》募捐公告之间,这一期间上海红十字会人员已抵达武汉。1913年的《中国红十字会杂志》第一号上《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记,九江与南昌两分会联合,组织救护团,于12月21日开赴汉口。则从开始筹备到实际出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神州日报》报道中募集资金的节点“初十”是阳历11月30日,“集得八千余金”,单位是银两,会长江家珩再去上海采购物资。马毓宝拘押徐世法事件正发生在这一期间,可能本地局势不稳也影响了行动的准备。开始谋划时,武汉的战况激烈,到出发时,不只武汉地区停战,南北议和已开始,全国局势渐趋平静。分会活动成绩中记:“值两军休战,遂兼治平民,曾由各国红十字医院,拨重伤军士数十人留院治愈。”救护团开设事务所的汉口皓街位于租界内,开设医院的祁家湾为清政府军控制,是战时重要的运输站点,有不少红十字会人员在此处工作。救护人员返回九江后,开办了红十字会医院,红十字会和医院同在柴桑支路。

1912年10月30、31日,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在上海举行,各地红十字会联合为统一组织。石美玉在大会上演讲《女界赞助本会并筹款法》。九江分会代表为胡蕴岳、吴永焯,前面的叙述中未见。九江有一徽商名胡蕴山,清末江西候补知县中有吴永焯,录此待考。

《九江分会十七年纪略》记,江家珩1915年辞任会长。1918年江家珩当选安徽省议会议员,1922年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大会的记录中他是怀宁分会代表。大概江家珩将事业重心转到安徽省会安庆,仍参与红十字会。记略中,除了作者詹鸣球,发起人中还有余讱安一直参与会务,可惜未知他的情况。

前面已提到蔡蕙的回忆文章,之所以放在后面,是因为这是晚出的文本,有明显的讹误和时代烙印,部分细节又过于生动,对于探讨事实的价值恐怕不及前面几则记录,倒更适合探讨叙事。接下来的讨论看似偏离主题,绕了一长段路,不过或许可助从另一个视角看红十字会的创办。

199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在江西》中有蔡蕙的文章《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最早的出处可能是《宜丰文史资料》。蔡蕙六十年代去世,文稿大概写成于五六十年代,出版时经过她女儿校订。文章有一节是关于九江红十字会,其中将白坚记为与她争夺会长之位的女助理员。即便白坚不是前文推测的那一人,但由“男界正会长”一职可知其应为男性。蔡蕙的叙事重点放在她作为革命者如何与白坚、石美玉等教会医院一派争夺医疗器材和护理人员,这一节的标题就是“斗洋奴,振中华儿女威风”,充满针锋相对的斗争气息,铺陈非常戏剧化的细节,自己大义凛然,对方理屈词穷。这些使得笔者不敢信任其中记述。

再看这一时期石美玉和康爱德的资料。施康妮(Connie A. Shemo)关于两人的专著中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章,围绕康爱德的一篇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展开讨论,副标题为“护士、女战士和辛亥革命”(Nurses, Amazon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这小说名为《中华女战士》(An Amazon in Cathay),出版于1912年,只是一本英文小册子,目前仅能从教会档案查阅,但早已得到不少海外学者重视,成为理解康爱德能代表的女传教士或女留学生的重要文本。在见不到原文的情况下,本文只是根据前人著作中的转述来分析(读者如想了解更多情节,可在一篇关于康爱德的文章里读到中文转述)。小说以一对堂或表姐妹相对照,一位参加革命军,一位在教会医院工作,前者在军队中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在后者的医院得到疗愈,从而看到何者才是真正的爱国选择。小说以两种选择的竞争为主题,同样的选择也出现在蔡蕙的叙事中,只是两文本对何者为正确做出了相反的判断。蔡蕙的文本是在反帝意识高涨的年代形成,而康爱德的叙事也不可谓不尖锐。从施康妮的书中引文还能看到,两种选择的对立同样出现在石美玉笔下,她在1912年的教会年报写到,我们国家需要更多有优良技能和纪律的护士,而不是“为了私利或金钱、出名或放纵而进入红十字会的冒险女性”(adventurous women who enter the Red Cross either for gain or money, or for notoriety or license)。可以想见,在当时红十字会的创办过程中,大概确有两派意见的激烈冲突。蔡蕙将白坚写为女性,或许只是将与她发生冲突的某位女性和白坚的名字混淆,又或者白坚也与她有矛盾,她有意或无意地用了虚构文学的方法,将发生矛盾的若干人融为一人。

正如施康妮已指出的,分析康爱德的小说时需要注意一个基本点,这是面向美国人的英文小说,康爱德并不是向中国人宣扬何种理念为正确,而是向美国人宣传教会医院能在中国产生何种作用。或者还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康爱德趁辛亥革命引起国际关注之际,在美国发行自己的小册子,标题不是“中华女战士”的平常英文表达,而是用上充满异域情调的“Amazon”和“Cathay”,这体现的是她的经营头脑。小说展现出的不只是她的理念,也可能有她对受众的迎合。这里体现的经费需求,又可与蔡蕙叙述中争夺资源的压力相呼应。康爱德在中国经营医院,一直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她在行医数年后,又去美国学习,一面休养和提升,一面直接与受众接触以募款。她主要学习文学而不是医学,除开个人旨趣,可能有意改进面向美国受众的表达,又可像这样创作小说之类文艺作品,为医院宣传和募款。

从叙事体现的现实压力,又可回到本文主线。辛亥革命时革命军急需红十字会的开办,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军在医疗能力上与清政府军有巨大差距。《九江分会十七年纪略》对之后经历的记述中,虽可见商人和高官的支持,九江红十字会仍一直面临经费困难,一度“会中一文莫名,几至不能举火”。包括本文在内,现有研究的一个重要缺憾正在此,更多地将红十字会的开办视为先进理念的传播或是关键人物的英雄行为,而不是现实机构的运作。前文多是对九江红十字会相关人物的分析,对核心任务武汉救护只有最简单的介绍。一些基本问题尚不可知,比如,已知石美玉和康爱德没有前去,那么报道写到的“金医生”是否前去,共有多少人员,花销多少经费。康爱德的小说以两位年轻女性为主人公,但现实中作为被争夺的对象、真正要做出选择的年轻女性的声音实际是被小说的语言替代了。医生尚且不清楚,护理人员,无论男女,是难以留下记录的。本文述及的寥寥数人之外,是更多无名的普通人,在对立思潮的冲击下,面对种种压力与纷争,奔赴战场施行红十字救护。希望之后有新的材料出现,添补一些缺失的具体细节,让我们更能理解前人的筚路蓝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