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学院附属医院西院，原称九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是天主教会支持和管理的医院。在地方史志资料中，这所医院被认为是西方人在江西开办的第一所医院，代表着西方医疗进入江西。《江西省宗教志》对医院历史的记述最为详细，其他书籍或文章介绍医院时大多引用其中内容。对于医院的创办，书中记述如下：
清光绪三年（1877）法国籍神父董若望在九江市湓浦路创办“圣味增爵医院”，当时仅有3间病房，规模很小。光绪六年（1880）法国籍神父陶文膳在原基础上又增加3闻屋舍，规模略为增加。光绪八年（1882）10月27日，上海仁爱会派数名法国籍修女来九江掌管圣增爵医院院务并兼管九江仁慈堂，自此规模遂新扩大。
这里并没有给出参考文献，依据的大概是教会内部的资料。现在，负责当时江西天主教会的遣使会（法语：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英语：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的年报已在网上公开。1883年年报中有一封江西代牧白振铎（Géraud Bray）1882年11月20日写于九江的信，其中谈到了九江医院的初创。原文为法语，本人尝试使用人工智能将之翻译为汉语：
在九江，长江上的通商口岸，有一座传教站。旁边，几乎没有我任何参与的情况下，一项新的工作正在成形。两个中国基督徒家庭，这个代牧区中仅有的略为宽裕的家庭，虽然还达不到通常理解的富有，两年前捐出了一笔钱，只要想到他们的少量财产，就会认为那是相当大的数目。在九江，英国或美国的新教徒虽然人数很少，但也将他们的捐赠和我们基督徒的捐赠合在一起。用这笔钱，为中国人——无论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不区分宗教信仰——建造了一个很小的医院，目前为止，它几乎只作为诊所服务，因为缺乏资源和接纳病人住宿的场所。
结果真是太棒了。租界的苏格兰医生，尽管是新教徒，还是免费提供了服务。事实上，两年多以来，每一周的每一天，他在固定的时间来到这里，为前来的病人提供治疗。在二十八个月内，超过8000人接受了他的治疗，并且免费获得了他购自英国的高价药物。只有一两人去世，而大多数人从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和残障中康复。先是查田（Jardine）医生，然后是安德威（Underwood）医生，还在那里进行了许多令人赞叹的外科手术，几乎都完美成功。以至于人们从周边多个省份，江西、湖北、江南，纷纷涌向我们的医院，希望得到如此有奉献精神的医生的治疗。
基于以上情况，亲爱的同仁，你一定不会感到惊讶，看到我向我们尊敬的上级求助，希望获得仁爱会修女们的帮助，来照顾一个即便条件有限也取得了如此成效的医院。我的请求，正如你所知，已经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于是上个月末，四位仁爱会修女抵达九江，而且一切都让人相信，很快将有更多人继她们而来。
从白振铎的信来看《江西省宗教志》的记述，可见除了仁爱会来到九江的时间，其他可以说全不正确。始创年份就不对，按信中所写，应是在1880年。提到的两名神父，董若望（Jean Coursières）1875年来到江西，陶文膳（François Dauverchain）1880年来到江西，白振铎的信中并没有提到他们，外籍神父在医院创办中的作用还未知。还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两名神父的国籍正确，《江西省宗教志》中对传教士的国籍描述不可靠。仁爱会（法语：Filles de la charité，英语：Daughters of Charity）是和遣使会相关联的修女组织，《江西省宗教志》中对来到九江的时间能精确到某一日，说明编纂者确有某种内部资料，但修女是从宁波来，而不是上海，上海不是遣使会负责的地区。白振铎的描述中最令本人注意的一点是，医院是在外籍代牧几乎没有参与的情况下，由中国本土的信徒发起，虽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籍人士的支持。
接下来仅就本人的能力补充一些背景知识，可能有助于理解白振铎的信中的内容。其中有“周边多个省份，江西、湖北、江南”，江南省是曾经的区划，早已分为江苏和安徽两省，这里还在用这个名字可能是当时天主教仍在用江南代牧区这样的划分。
信中前面讲到的苏格兰医生，应该就是后面给出的查田和安德威，并不是说还另有医生。在产生了亚当·斯密、大卫·休谟这般思想巨人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之后，苏格兰有当时世界上非常发达的高等教育，医学教育尤为领先，培养的大量医生中有很多前往海外工作。在中国最有名的“苏格兰医生”可能要算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的创办者渣甸（William Jardine），曾在东印度公司担任船医。本文出现的查田正巧与他同姓，搜索查田相关材料的一大困难就是，它们淹没在大量提及怡和洋行的材料中。怡和洋行的另一名创办者马地臣（James Matheson）也是苏格兰人，曾学习医学，不过未完成学业就投身商业。渣甸和马地臣曾就读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可以说是当时世界性的医学教育中心，中国首位赴外国大学学医的黄宽就是1855年从这所大学毕业。
查田和安德威是出任九江海关医员的医生，查田的任职时间是从1874年至1881年，安德威则是从1881年至1897年在九江去世。本文采用的是当时的海关题名录里的中文名，没有依照现在的人名翻译规则。题名录中只有他们名字的首字母，利用这点线索，在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毕业生名录中可以找到1871年的毕业生 James Jardine，和1875年的毕业生 George Underwood。查田在海关公报中写到九江天主教医院于1880年春天动工，7月初开始接诊，和白振铎信中的“二十八个月”可互相印证。
西方人控制的海关，是西方知识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部分海关开始骋用医员，为海关相关人员提供医疗服务。1870年底，17处海关设置医员，包括九江，这可以说是西方医疗进入九江之始。海关医员并不是全职工作，任职者有的本身就是医疗传教士，有的则会参与慈善医疗。九江天主教医院的建立，更多地是天主教会提供房屋、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让原有的慈善医疗得以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持续稳定地进行。随着仁爱会修女的到来和房屋的增扩，医院趋于正规，但是，法国天主教较为保守，修女只担当护理，教会很长时间内也没有派遣医生，仍然需要担任海关医员的医生主持医院的医疗。
这里当然没有轻视女性或护理在医疗上的作用之意。比天主教医院早几年，美国新教的女医疗传教士已开始在九江提供医疗服务，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有本地女性受其影响，后来赴美国学医，归来创办医院（更多相关内容可见本人另一篇文章）。仁爱会修女到来时，美国女医生已离开九江，不知道这是不是修女们前来的契机。自从海关设置医员，直到十九世纪末，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可能是九江仅有的西方医生。
随着档案资料的公开，《江西省宗教志》中的很多内容可能需要重写。这样的工作当然需要很强的史学和外语能力。本人英语水平一般，法语完全不会，试着用人工智能帮助理解材料，从一个小方面切入，写成此文，希望能对感兴趣的人有一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