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2月25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三），众人因为三天前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在天主堂受伤而集会，很快变为暴力攻击，造成天主教法国神父一人、教师五人死亡，又祸及一个英国新教传教士家庭，四口人仅小女儿幸免，史称“南昌教案”。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的省会，南昌素来被外国人目为保守排外之地，被称为“南昌教案”的事件可不止这一次。在南昌工作的美国女传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1846-1928）在华已超过三十年，觉得有必要在此时写出“黑暗中的光明”，比如当时女学生邹邦元的举动。
法国神父王安之（Jean-Marie Lacruche，1871-1906）在天主堂受到攻击后逃出，巷旁屋舍皆闭户，南昌同知公馆的门人也不敢接纳。邹邦元和弟弟开门让王安之进来，不过他们无力将追来的人群挡在门外。“大家说，邹家是洋人一伙，都进去打他家，器物打烂。”王安之只得再从邹家逃出，未能躲过一死。邹邦元和家人也只能离家躲避。人群冲入邹家可能也有趁乱抢夺邹家财物之意。事后有新闻报道称邹家 “开列失单至数十万金之多”，不过报道本意是批评邹家此种声言“是何肺肠”。尽管如此，邹邦元的救人之举还是受到闻讯赶来的父亲的嘉许。
邹邦元的父亲邹凌瀚是南昌一名富绅，目前仅对他参与创办《时务报》一事有一些研究。邹邦元出生于1885年左右，早年可能还有过邹福珍这个名字。在她十二岁时，母亲患病，延医求佛均不见效。此时昊格矩的学生石美玉和养女康爱德两人刚从美国学得医学学位回国，在江西九江行医。邹凌瀚便请康爱德来南昌为妻子看病。康爱德在南昌待了几天后，提出带病人回九江治疗。一段时间后回到南昌时，邹凌瀚妻子恢复得非常好。实际上，她的病是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以及传教士带来的新观念，比如反对一夫多妻。
邹凌瀚将他了解到的康爱德的情况告诉《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梁启超撰写了《记江西康女士》，以康爱德为新的女性典范，主张大力兴办女学。邹凌瀚也将邹邦元送入昊格矩在九江所办女校上学。几年之后，邹邦元母亲担心继续在教会学校读书女儿会信奉洋教，写信将她骗回家，不许再去上学。邹邦元虽不甘心，也无可奈何。好在康爱德和昊格矩等几名原在九江的传教士已转到南昌工作，她们指导邹邦元在家自己学习。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上面描述的一幕。
邹家住宅被毁，被认作是“洋人一伙”，便暂时搬到九江居住。既然已是 “众人疑邹部郎奉教”（“部郎”是邹凌瀚捐的候补官职），对女儿信教一事似乎也就不必有太多顾虑。邹邦元再次进入九江的女校上学。当时，南昌城中西方背景的医生除了康爱德还有一名美国医疗传教士贾尔思（Milton Ross Charles，1872-1958）。他是最早来到南昌行医的西方医生。有的西方人认为，如果让贾尔思为南昌知县治疗，“南昌教案”本不会发生。1909年，邹邦元作为特别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也选择了医学专业，先后就读于康爱德的母校密歇根大学和贾尔思的母校拉什医学院，不过这里也可能有巧合的成分。毕业后又经过实习，邹邦元1921年回国，先在九江妇幼医院——从最早她母亲接受康爱德治疗之处发展而来——任院长，几年后到南京开办了东南医院。
下图出自拉什医学院1918年毕业生名录。邹邦元在图中第二位，姓名后面的地名应是“荆波宛在”，也就是本文所述之事发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