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太过夸大，其实本文只是关于哈恩忠编选的《清末金韵梅任教北洋女医学堂史料》一文所提及的女医学堂和女医局的人员，而此文仅含从学堂创办到清朝结束三年多时间的档案。仅仅这些人员也未能全部了解，本文只写了女医学堂看护教习钟茂芳、女医局医士许文芳和戴文润、女医局正医士兼女医学堂实习教习卫淑贞、女医学堂汉文教习张逢源。其中只有钟茂芳已有研究，这里稍做补充。对每个人又有一些杂乱的想法，主要是和金韵梅相关的，但这些可能要对金韵梅比较了解才能看懂。
钟茂芳
钟茂芳，英文为 Elsie Mowfung Chung Lyon（结婚后），1887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1850年代，她的家庭从广东台山（当时称新宁）来到这里。那时不少华人被淘金热吸引，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的金矿是“旧金山”，这里的金矿是“新金山”。大部分华人在金矿枯竭后回国，而钟茂芳的家人选择留在当地经营商店。1896年，钟家人离开澳大利亚，到香港定居。
钟茂芳在澳大利亚和香港接受了一些教育。据她后来在报道中称，父亲反对她继续学习，15岁时她在一些英国人的帮助下，瞒着家人前往英国求学。1906年，钟茂芳进入伦敦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附设护理学校学习，1909年毕业。她是首名毕业于西方护理学校的中国人。一些西方人在介绍她时，径直称她为“中国第一名护士”，大概从他们的视角，虽然西方人在中国办的医院早有培养护士，但资格上尚未被完全认可。
1908年，金韵梅在天津开办北洋女医学堂。钟茂芳毕业后来到北洋女医学堂任看护教习。她将自己在盖伊医院护校学习时的教材翻译为中文，作为女医学堂教材，1913年出版成书，命名为《看护要义》（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在线图书），是中国出版较早的护理书籍。北洋女医学堂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支持建立，此时已是总统的他资助了此书的刊印。
1914年6月底至7月初，在中国的看护工作者第一次举行全国性的会议，除钟茂芳外，其他参会者都是来华工作的外国人。钟茂芳当选为副总干事（相当于副会长），会议采纳了她的提议，将看护工作者的中文正式名称定为“护士”，而组织的名称也就定为“中华护士会”，即中华护理学会的前身。正在学习护理的人的名称则被定为“护生”。“护士”这个名称使用传统社会分工用字“士”，表明护士是经过学习考试的专业人士，并非一般的照看者。
1914年10月15日，钟茂芳和美国人赖伯尔（Bayard Lyon）在天津诸圣堂（All Saints' Church）举行婚礼。赖伯尔当时在南开中学任英语和德语教师，他与钟茂芳同样出生于1887年，家住威斯康星州埃尔克霍恩（Elkhorn），1910年毕业于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1912年到天津。在南开中学之后，他还在北洋大学任英语和德语教师、在公懋洋行（E. W. Frazer & Co.）任经理、在《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任编辑。这些经历不像他妻子那样有开创意义，但可从史料中找出一些与其他人物的联系：和他一同在北洋大学教授英语的乐提摩（David Lattimore）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父亲；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后到《华北明星报》工作；周恩来毕业于南开中学。
有资料称钟茂芳参加了1915年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护士代表大会，并当选为荣誉副会长。事实应是，起初确有参会安排，但钟茂芳未能赴会。虽然1916年起钟茂芳不再担任中华护士会副总干事，在她和丈夫离开天津之前，她应该仍在从事护理工作，但是否一直在北洋女医学堂还不清楚。1915年，美国教会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办的天津妇婴医院（Isabella Fisher Hospital）开办护士学校，资料显示她亦参与其工作。钟茂芳也继续翻译工作，出版的译作至少有《接产须知》（译自Henry Russell Andrews的《Midwifery for Nurses》）和《解剖生理学》（译自Elizabeth Roxana Bundy的《Text-book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 for Nurses》），后者是与人合译。在钟茂芳之前，已有数名中国女性留学海外学习医学，她们毕业于大学，学历更高，但未见有出版翻译作品，这一反差可能由于多种因素，但至少显示钟茂芳有非常出色的语言能力。
1923年，钟茂芳夫妇离开天津，前往美国。钟茂芳没有继续做护理工作，夫妇二人大概是从事商业贸易，包括从中国进口。钟茂芳还做演说，介绍中国，也是一名到过不少国家的旅行者。三十年代还没有客运飞机，她搭乘邮政飞机做跨大洲的旅行，她自称是第一名乘飞机从上海到伦敦的女性。
钟茂芳的婚姻未能持续，离婚的时间还不清楚，赖伯尔1948年再婚。在二战结束前后，两人的轨迹有较大的改变。日本入侵中国后，钟茂芳会在演说中支援中国，1945年，她决定亲身回到中国。因为她多年未做护理工作，她先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再培训课程。她加入中国军队，被授以少校军衔。1945年6月她到贵阳指导护士培养，不久被升为上校。随着日本投降，机构回迁，几个月后她前往北平，1946年底之前，她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她的这段经历或许在台湾出版和收藏的军医史料中能找到更详细的内容。
赖伯尔1946年在耶鲁大学进修一年，后两年在密歇根大学任中文教师，然后在首都华盛顿一个政府部门任中文翻译。周策纵的《忆袁同礼先生》有一节是记与他及第二任妻子的交往，提到他将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译为英文，但没能出版，不过在期刊上可见他对此书的评介。在周策纵文中，他的中文名是“赖伯阳”，本文用的“赖伯尔”是来自北洋大学的资料。
1963年12月16日，钟茂芳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斯堡（Fort Worth）一家养老机构去世，墓地在威斯康星州埃尔克霍恩。最后一次从中国返回后，她说正在写自传，即便确有写成，大概已无从得见。她前夫于1972年去世，两人有三名成年的子女。“x.com”上有名为“mowfung1”的用户，是钟茂芳的亲属，分享了一些家族历史。
关于钟茂芳名字的讨论放在后面，因为这部分比较长，却仍不清晰。她家中第一代移民到澳大利亚时，英文记下姓名发音“Chung Mowfung”，后一部分被误认为姓，后辈遂以“Mowfung”为姓，虽然后来将真正的姓“Chung”加在最后，又使得他们的发音全为“Mowfung Chung”。钟茂芳的哥哥英文名作“Fred Mowfung Chung”，中文名作“钟茂丰”，而她的英文名作“Elsie Mowfung Chung”，中文名略改为“钟茂芳”。她哥哥是颇为成功的商人，有资料指出“钟茂丰”是他袭用父亲的名字，他本名为“钟有德”，不知钟茂芳有没有“本名”。还有资料称她为“马凤珍”，一个较早出处是1928年《中华护士季报》，这还没过多久，护士会办的刊物就不能确定前副总干事的名字，也难怪历史上的人名是一个难题。
杂论
结婚又离婚、演讲与游历，钟茂芳的经历与金韵梅倒有相似之处。
清末民初，不乏出生于海外的华人将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但女性好像只能想到钟茂芳一人，可能是中国家庭虽然处于海外环境，对女儿的教育仍很保守。钟茂芳能突破此限制，极具勇气与魄力。
钟茂芳一毕业就到女医学堂，之前已有英国女医到来，此时金韵梅还未到过英国，但应该已有当地友人帮助她。
许文芳和戴文润
这一部分还很初步，内容主要是关于许文芳。已知“许”和“戴”是婚后用丈夫的姓，“文芳”的妹妹名为“文润”，这里推测戴文润是许文芳的妹妹。她们的父姓为李，来自山东栖霞臧家庄，文芳大约出生于1866年。在她们幼年时，经商的父亲携家人来到北京，她们进入长老会办的女子学校。数年后父亲去世，有人想为文芳安排婚事，母亲不同意，带她们回到山东，继续在长老会的登州（治所在现在蓬莱）女文会馆读书。1887年，文芳到天津学习医学。
此番学医的背景值得一说。1879年，由美国教会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派在北京的女医郝尔德（Leonora Annetta Howard）被请来天津，和其他西方医生一起成功医治李鸿章夫人——不少材料称病人为侧室莫氏，不知何据，似乎应是正妻赵继莲。之后郝尔德受李鸿章邀请长驻天津，于是一面为美以美会创办了天津妇婴医院（Isabella Fisher Hospital），一面在政府支持的北洋女施医局行医。
1884年，郝尔德与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王山达（Alexander King）结婚，不再在美以美会工作。1887年李夫人为女施医局捐资建成新建筑。可能是看到当时开办了聘用西方医生、教授西方医学的北洋医学馆，已培养出男医生，李夫人也在此时资助郝尔德开办女医学馆。第一班学生有三人，文芳是其一，另一人是登州文会馆首批毕业生之一李秉义的妻子，可惜尚未查到她的名字，她应该也曾在女文会馆就读，此时已结婚，剩下一人同样是女文会馆学生。文润是郝尔德所培养，但不能确定是否就是这一班中的第三人。
这三人均来自登州，可能反映出登州的女子教育在北方是办得较为出色的。当时负责女文会馆的是医疗传教士聂会东（James Boyd Neal）的夫人，郝尔德请她推荐学生，而聂会东本人也在此时开始培养医学生，不知郝尔德从登州招生是否也与此有关。
西方医生来到中国，会培养当地人协助工作。此时郝尔德和聂会东试图开展较为正规的医学教育，都是规划了三年的课程。女医学馆第一班的三人于1890年毕业。文芳毕业后，留在郝尔德身边协助，1891年成为许静斋牧师的第二任妻子。李秉义的妻子毕业后回到山东，代表长老会做医疗工作。她们三人可能是最早在中国本土系统学习西方医学的女性，但目前对她们的了解还太少。女医学馆之后的情况也尚不了解。
甲午战争中，郝尔德打破女施医局限制，收治中国伤兵，战后因此获得御赐匾额“乐善好施”。作为中国女性，在女施医局工作的文芳和文润仍得依照当时男女观念，只能间接参与，并承担起女施医局原本的诊治女性的工作。
1904年大沽设立防疫医院，对旅客进行检疫，其中“华女医士为北洋前女医学馆毕业学生”，应该就是类似由郝尔德培养的女医生。既然称“前”女医学馆，说明这样的培养已终止。
1905年天津设立北洋女医局，由文芳和文润主持，先在金钢桥北岸，1907年迁至金家窑，1908年迁至老育婴堂旧址，与金韵梅主持的北洋女医学堂归并一处。文润提出“划分权限及免收号金”，获上司批准，不过金韵梅认为两人“虽粗通医学，而于教授学生尚有未宜”，聘用英国女医生卫淑贞为女医局正医士，替代她们。
文芳和文润此后大概是转去他处继续行医。1917年7月14日，文芳去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的“逝世圣徒”中录有她的小传。
杂论
女医学堂还有助教黄启融和杨秀兰，她们是类似地由郝尔德培养的吗？尚待探究。相较于留学生，早期在国内学习西方医学的人，即便是男性，得到研究也很少，很多问题还无法回答。
倡议开办女医学堂的麦信坚是北洋医学馆第二班毕业生，他在禀文中提到可由郝尔德来教授，文中称她为“王郝氏”。虽然现在关于她的书籍或文章已不少，但她后期情况仍不清晰。她大概是受政府每月一百两的津贴，仍在女施医局行医。未见她参与新办的女医局和女医学堂。
郝尔德的第一班三名学生都是山东的长老会信徒，曾在长老会女子学校学习。麦嘉缔夫妇是最早来到山东的长老会传教士之一，虽然他们在那里的时间不长。长期在山东工作的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夫妇最早在宁波工作，金韵梅可能与他们一直有联系。女子学校是倪维思夫人创办，李秉义是和倪维思一起工作的牧师。金韵梅一直关心女性教育，在东京时她就想将来当一名老师，或许她在较早时就已知晓这几名在国内的学医女性。
她们学医比金韵梅稍晚，还早于其余女留学生，金韵梅与她们在一起工作后，对她们的水平并不太认可。聘用卫淑贞可能只是意在提高医学水准，未必是文润提建议引发矛盾。钟茂芳在1914年护士大会上的发言中，也对国内培养的女医护的水平提出质疑。
卫淑贞
卫淑贞，英文为 Lillie Emma Vahine-é-tua Saville，1869年出生于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胡阿希内岛（Huahine），父母是来到此地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英国传教士。她名字中的“Vahine-é-tua”是来自当地的塔希提语，意思大概是“海之女”。1874年，因她父亲的健康情况不再适应传教工作，一家人返回英国，居住在萨塞克斯的拉伊（Rye, Sussex）。1889年，卫淑贞进入伦敦女子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Medicine for Women），1894年毕业。
1895年，作为伦敦会传教士，卫淑贞到伦敦会北京医院工作，是伦敦会在北京的首名女医生。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医院被毁。卫淑贞在被围困的使馆区做医疗工作，因此获颁英国皇家红十字勋章（Royal Red Cross）。之后她继续在北京参与医院的重建，过程中她抱怨从教会得到的支持远不及男医生。1905年，卫淑贞与北京另两所教会医院道济医院（Douw Hospital）和妇婴医院（Sleeper-Davis Memorial Hospital）的女医生合作，创办了北京协和看护学校（Union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这是北京第一所护理学校。1906年底，卫淑贞因病返回英国。前一年伦敦会又派一名女医生到北京，但她也在1906年结婚离开。之后，伦敦会未再派女医生到北京，也不再参与北京协和看护学校。到二十年代，支持该学校的另两支教会又各自办学，学校分为“道济”和“仁光”两所护校。而伦敦会北京医院后来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部分。
1908年，金韵梅在天津开办北洋女医学堂。受金韵梅邀请，卫淑贞结束与伦敦会的联系，来到天津，任北洋女医学堂实习教习，又在相关联的北洋女医局任正医士。1910年底起，金韵梅请假数月，这段时间卫淑贞承担了更重的任务。1911年8月28日，卫淑贞因病在天津去世，次日在当地下葬。
杂论
金韵梅的母校的创办者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也是伦敦女子医学院创办者之一，金韵梅和卫淑贞也算师出同门。
卫淑贞在中国行医和教学的经验看起来还强于金韵梅，金韵梅将原来两名女医解职，又分出部分杂费，给她的薪水仅略少于金韵梅本人，她的离世对金韵梅的事业是不小的挫折。
张逢源
张逢源，字金生，是天津本地颇有名望的基督徒，在关于基督教的翻译和诗歌创作的研究中有提到他的名字。除此之外，不清楚他的生平，也不知所任汉文教习在女医学堂具体是何作用。之所以为他单列一节，是有颇堪玩味之处。在前述李鸿章夫人得到西方医生治疗后，李鸿章资助建立由西方医生主持的养病院，张逢源为此写了一篇《德政颂》。之前只以现代人的通常想法来思考李鸿章对西方医生的支持，比如个人与亲友的求医经验、医疗在军事上的作用，看到这样一篇传统的文章后想到，“良相”与“良医”的关联、“修文德以来远人，既来之，则安之”，这些传统文化中的“德政”观念恐怕也是李鸿章大力推动此事的原因。距此事已过去近三十年，张逢源在女医学堂出任教习，他也是长年关注西方医学的引入、并为之出力的一员。
杂论
女医学堂与金韵梅订立合同，规定“不得有牵涉宗教之举动及语言”，不过本文所述之人大概都是基督徒，甚至是汉文教习这个似乎完全不需要来自西方的知识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