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的《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自1967年出版，就成为西方学界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本人并没有读这本书，只是颇为惊奇地发现，一些关于九江的文字被直接引用在正文中，故做此摘录。
在中国革命的研究中，农民问题自然居于核心。在深入的学术分析之前，毕仰高首先引用了三则材料，让不熟悉当时中国农民状况的读者建立起直观的感受。
首先是格兰姆·贝克（Graham Peck）的《在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1940—1946》（英文名 Two Kinds of Time，直译为“两种时间观”），作者写在秦岭南麓的凤县的见闻：
山谷上下的农民们生生死死，各有本命……有家人，父亲死了，母亲老弱多病，家境又十分贫苦，全家人就决定不立即掩埋尸体，等老太太死后合葬。他们估计老太太不会活到天气转暖，丈夫尸骨未寒就会随他而去了。老太太同意了，他们就把棺材放在一间最黑、最冷的屋子里，也就是老太太生病躺着的屋子里，并把石头码在门槛上，防止狗钻进去。
在谈到“防止狗”时，毕仰高又补充了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狼叼走孩子的描写。
而后是在江西北部开办医院的传教士夫妇的信，其中提到几名病人：
另一个我们徒劳治疗的绝望病例：一个年轻人看上去像骷髅，一般会说“皮包骨”……他的家庭太穷，不得不把他卖掉……于是他被送……到一户没有儿子的家庭。六年后，新家庭终于生了儿子，便直接将他赶出门外。而这个地区贫困至极，他流浪乞讨一个月后，就已濒临死亡。
一名新兵还不熟悉军事生活的要求，面对哨兵回答口令不够快，结果肺部中了一颗子弹。
一名男子在距此十英里的庐山遭到豹子袭击。这是我治疗的第四起类似病例。这一次我成功救治了他，上一个被豹子咬伤的人则没能活下来。
信的作者即九江生命活水医院的裴敬思夫妇（Edward Perkins 和 Georgina Perkins）。在裴敬思第一次来九江的记述《一窥中国之心》（A Glimpse of the Heart of China）中，就提到医治一名被猫科动物所伤的人，不知是否在这里写的“四起”之内。这些信写于1931年，不由得让人想到洪水，不过这里几人的境遇似乎并不与天灾相关。希望今后有人能利用此类西方人记录，为九江的社会状况作深入分析。
最后是《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哀农民》：
自从江南大旱，这一两月以来，号称文化中心的江浙，顿时倒退了半世纪。你看所有现代的观念，都失了权威，只见到处求神，乞雨，设坛打醮，抬龙王。最惨痛的，有农民自溺求雨之悲剧……宁波有十几个农民，投身龙潭，自溺求雨的悲剧新闻，凡有良心的人，听见一定会流泪。
据1934年这场旱灾的其他报道，做此极端举动的并不只是农民，有银行副行长的夫人也“纵身投水，作舍身祈雨之举。”又有小学校长宣传迎神祈雨无效，引起冲突，竟被打死。
前面的几则引文，第一则是贫苦无奈，第二则已是光怪陆离，最后则到了魔幻现实，又正与一般的地域认知相反，第一则在秦岭山区，第二则在长江口岸，最后是在东南沿海。仅是三则引用，就构建起极具冲击的画面，看来确实是大师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