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夫马进在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的序言中详细介绍了《上海医院第一征信书》，主要是当时对张竹君这一早期知名女医的了解很少，而这一史料中正有她担任上海医院监院的事迹。此医院由李钟珏（字平书）创办，是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征信书”是旧时慈善组织公开财务收支、取信于社会的文件。《上海医院第一征信书》是第一年的征信书，出版于1910年，由李钟珏参与编写。随着张竹君研究的丰富，现在对她的这一时期已有更多了解，但夫马进摘录的三则行医故事仍让人读来颇觉生动，且在其他资料中未见，故抄录如下。
第一个故事是接生遇到困难：
昔年张女士为西门内张姓收生，至夜半不下。察其产情，非用刀割产门，胎不得出。时随诊之女学生程度未至，必求专门名家，帮同举手。告之病家，乃亲往罗医生处，适避暑不在沪。急坐人力车至虹口，叩克利医生之门。克利已卧，起而询其情，立唤汽车，偕至西门，徒步入城，时已丑正。于是克利在上，用哥罗方闷药，张女士在下奏刀，而呱呱者得出，母子平安。比事蒇出城，已黎明矣。
这里的罗医生是美国医生 Elizabeth Reifsnyder。她工作于西门妇孺医院，即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前身。张竹君在西门内接生遇到问题，找附近的妇幼医院医生协助，是很自然的选择。可是罗医生不在，她只得另求援。克利医生是德国医生 Paul Krieg，名字也写作“克礼”。当时上海的德国人聚居在德国领事馆附近，建立了德国教堂、德国学校，在苏州河口北岸。克利医生也居住在此。他是创办同济医学堂的三名德国医生之一，后来又到北京行医，医学上的名望应该很高，在不少名人的医疗中可见他的名字，如黄兴、孙中山。根据《上海医院第一征信书》的记载，他当时也在上海医院兼职，这可能是张竹君找他来相助的原因。引文前面说：“必求专门名家，帮同举手”，以致于需远赴虹口求援，后面手术仍是张竹君执刀，克利医生只是担当麻醉师（哥罗方为氯仿的音译），这里对医治过程的叙述恐不够准确。
另外，引文提到“立唤汽车”，显示当时已有类似今日之出租车。根据资料，当时上海有汽车一百多辆，出租车极少，价格又极贵，而医生似乎是早期使用汽车较多的群体。
第二个故事是治疗精神疾病：
妇女之感疯狂者，室家乃为大苦。每见疯妇，蹀跇在途，不知人事，良用恻然。开院后，有疯妇在马路滋事，由工程局送至医院，商之张竹君女医士，慨然留治。乃不旬日，而病势大减，日就安静。此例一开，闻风而至者不绝，一年中治愈疯妇九人。惟病房偪仄，疯妇无端哭笑，扰及病人，良多不便。因于西首建添疯病房一所，于庚戌五月落成，可容疯妇十四人。张女士善调治疯狂，凡初来之疯妇，一见即贴服。每当病发，跳号骂詈，无所不至，女士一到，则安然无事，电力所制，洵有伏虎降狮本领。
这里张竹君所施行的，不像医术，倒接近仙术了。其中是否有几分真实呢？或许对于传统家庭中精神失控的女性，仅是离开原来家庭、接触到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就能让她们的情况大为改观。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很值得深入分析。
第三个故事是婴孩误吞异物：
朱姓小儿才周岁，误吞簪花铁针，针长二寸，一头尖、一头圆。幸圆头在下，尖头在上。自咽而下，入于胃脘，不甚痛楚。其父母惶急，乃诣医院求治。张女士先令食韭菜及煮熟山芋，使芋筋韭菜将针头裹住，然后服药送下，将儿直抱，不令横眠。越二日，针从大便下，所裹芋筋韭菜犹在，儿无所苦。举家欢忭感谢。今此针留为纪念。
夫马进评论这个故事说：“在治疗中使用芋筋韭菜，恐怕不是张竹君从西洋医学中学来的，而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医疗。”查找资料后可知，当时西方医生面对误食异物会建议食用柔软食物，包裹异物，促其排出。李钟珏本人精通传统医学，如果此方法为已有，恐怕不会记载此事。这里也不否定此治疗方法有中国传统医疗的因素，毕竟韭菜是亚洲才有的食物，只是为夫马进的说法做一补充。
综合三个故事，虽然语言生动，但准确不足，尤其是第二个故事，似乎不能当作事实。由于这是医院的征信书，有宣传性质，张竹君作为医生的形象难免有夸饰。或者说，比起故事所写，更有趣的是观察故事如何写。李钟珏本人精通医术，有家学渊源，又自述：“余尝涉猎西医译籍，屡思沟通中西医”，希望“庶几冶中医西医于一炉”，所以大力支持张竹君这位“素习西医”的女医开办医学堂和医院。他所记的这三个故事，正是他近距离观察西医治疗所得，从中可看到他这类能学习西方事物的士绅对西医的认识。张竹君表现出的“神奇”，是西医带来的冲击，也是书写者“沟通中西”的努力。